关于幸运的文章

　　一九三九年夏季的一个早晨，黔城南壕坑“梁公馆”沉重的大门打开了，梁家大少爷与一个相貌英俊风度儒雅的西装青年男子走出小巷，一路亲密的交谈着来到下南门码头。西装男子再一次紧握着梁家大少爷的手，然后依依不舍的登上了开往洪江的乌篷船。梁家大少爷，我的父亲目送着那西装男子，也就是我的姑父乘坐的船驶离码头，转过宝塔山脚，直到消失在青山背后才回到公馆。
　　姑父是前天晚上来的，他是以洪江市党部书记的身份来视察黔城的抗战宣传工作的。在有当地区分部书记和各部门委员参加的会上，他肯定了黔城的抗战宣传工作，并指出今后宣传工作的重点是要突出全民抗战。
　　父亲个性相当内向，在学校是深得老师和同学称赞的高才生。在姑父动员他入党时，一向不喜欢抛头露面的他十分犹豫，他说我能做什麽呢？我既没有号召力，也没有组织能力。姑父说你不是能书会画吗？做宣传工作最适合不过了。于是父亲就这样入了党，并担任了区分部宣传委员的职务。
　　父亲是个很尽职的人，他叫上几个平时较要好，也是擅长书画的同学，每天课余城内城外贴标语，出墙报，在高墙上画宣传画。那时的黔城是湘西抗战大后方的中心，抗敌后援会、陆军后方医院，西南晚报，大后方抗战剧社，各种抗战宣传活动搞得热火朝天。父亲觉得自己从来没有现在这样热血沸腾，朝气蓬勃。
　　这一天刚送走了姑父，他一回家又拿起了笔，赶写昨晚没写完的活报剧剧本。忽然钟鼓楼用作防空警报的大钟发出了急促而惊心动魄的声音，随着全城五个城楼上警报一齐敲响，大街小巷，扶老携幼，一片人声鼎沸，步履杂沓，纷纷往河滩跑去。
　　自从军统迁来黔城，委员长又亲来视察后，黔城更是倍受日伪敌特的关注，日机空袭已成了家常便饭，而我们的情报相对滞后，常常是防空警报刚停，空袭警报接着便响了，人们常常是刚跑到河边，就听得见敌机的吼叫了。
　　父亲跟着慌乱的人群来到上南门河滩，几只渡船已被人们挤得摇摇欲倾。斯文的父亲哪里挤得上船，只好和几个老弱病残，在河滩上干瞪眼。这时敌机已来到了人们头顶，飞得很低，能看得清机翼下的红膏药。按一般的规律，这时已上船的人逃生的希望必定比岸上的人要多得多，谁知偏偏敌机的炸弹准确地落在河中心的一只船上，一时江上血肉横飞，哭喊连天。
　　侥幸躲过劫难的父亲胆战心惊地乘后来的船过河，来到了灯笼桥头。心有余悸的人们，等到解除空袭的钟声响起，陆续登船回城。劫后回城的人们没有先前那样急迫，所以这次父亲赶上了第一只船。谁知这一回敌机杀了个回马枪，当回城的人们正在船上庆幸又一次劫后余生时，杀回来的敌机一连在对岸投下几颗重磅炸弹，灯笼桥被炸得体无完肤，岸上一片血淋淋的尸体无声地记录着日寇对中国人民欠下的又一笔血债。
　　父亲在黔阳乡村师范毕业后，回到会同乡下教书，从此也便结束了党内的一切活动。在后来的肃反和审干中，他都主动交代了这一历史问题，但在文革中，作为重大历史问题被反复审查、批斗，一生就此问题所写的交代材料，加起来比他当年写的抗战标语还多，文革后期，还险些为此送掉了性命。
　　晚年，一生达观的父亲常说，我是几次死里逃生的人，我这一生赚了，没有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