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桃

春桃是我姐姐的名字。听母亲说，生我姐姐的时候，正值春暖花开的二月，希望她如桃花般绚烂。姐姐的名字宛若朴实的山村，平淡而素约。

母亲一生中生下姐姐、我和弟弟三个，我们都是在那个艰苦的年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那段岁月令人终生难忘……

在过去那个“大集体”的年代，家里的生活来源，全指望父母在村里挣工分养家糊口。一年下来，村里按人头每人平均分到夏粮50斤小麦、秋粮80斤苞米和90斤红薯，副业收入几乎没有，经济来源少的可怜，就连平时的油盐酱醋，仅靠四只母鸡下蛋兑换，日子过得紧紧巴巴。

记得姐姐到10岁时，还没有上学；我已经七岁，到了该入学的年龄，还在村里跑着玩，准许是家里穷的缘故，母亲说，“你们迟早都要上学的，早上晚上都一样”。山里人很少指望孩子上学有出息，因为那时上大学不是凭考，都是组织推荐上的，一个乡里每年才有一个上工农兵大学的名额，对于平常百姓人家可想而知。

时隔一年，父母看着邻居家的孩子都上学了，就在秋季，我和姐姐一同入了村学。因为姐姐是老大，常常照顾我。在我上三年级的时候，患了一场流行性脑膜炎，半个学期没有上学，她放学回来辅导我学习，第二年我还是留了一级。姐姐上到六年级下学期，弟弟也开始上学，家里的开支有些承受不起，尽管我们每年60多元的学杂费，家里确实很难支付。姐姐被迫退学，帮助父母干些家务活。

人活一生，世事难料；不经风雨，那知艰辛。有一年开春，村上号召“农业学大寨”，全村的劳力集中起来大搞山地平整，不幸的是，父亲在挖土方时被山体塌方夺去了45岁的生命。从此以后，家里的重担全落在母亲和姐姐的身上。

为供我和弟弟上学，母亲每天以8工分的分值不停地出工，姐姐也成了村里的半劳力，出一天工可得3工分。养活这个家，母亲和姐姐没少费心，每到夏收时节，她们从村里弄回来麦秆，在夜晚的油灯下编麦草辫，做成草帽拿到集市上卖，尽管一顶草帽仅卖到3毛钱，可对于山区农家来说，的确能解济一些急用。

后来，农村政策稍有些宽松，村上领导对一些小的家庭副业是挣一只眼闭一只眼，像我家搞编草帽的副业，对村里和社会没有什么危害，搞就搞了。姐姐为编织草帽，一织就是半夜，第二天天麻亮，用背篓背着草帽到十里外的集市上卖，农村人的命就真的如此苦啊。

苦命的姐姐，老天似乎真的不公。就在她25岁那年的夏天，姐姐到集市上卖草帽，等到月挂树头她没有回家，我们四处寻找。那一夜，找遍了大山，都没有找到她。第二天早晨，有人突然在山谷涨水的白河岸边，发现了我姐姐的尸体，尸体不远处还留下她没有卖完的草帽，全家人嚎啕大哭一场，我姐姐就这样走完了她年轻的一生。

在恢复高考的第二年，我考入了省城的一所重点大学，毕业后留在城市当了老师，没有辜负父母和姐姐在那段艰苦岁月里付出的心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