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

父亲对于我而言，一直以来就只是一个符号。因为在我两岁时父亲便撒手人寰，跨鹤西去了，肺结核，这个今天看似普通的疾病在1960年代几乎是绝症，尤其是在远离大城市、交通十分不便的鄂西山区，肺结核夺去了许多鲜活的生命，尽管爷爷是县城里行医七十载最富盛名的老中医，可一生悬壶济世救人无数的爷爷，却没能救活他的儿子、我的父亲。

从此爷爷便将全部的心血浇筑到我的身上。当街坊的伙伴还在母亲的怀里撒娇时，我便被爷爷领着唱读糊在板壁的报纸了。我说要出去玩，爷爷说勤有功戏无益；我困了想睡觉，爷爷说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立志时。爷爷最开心的是客人对我的夸奖，因为我可以将挂着父亲遗像那面墙上的报纸像唱歌一样背下来。再后来，爷爷从《伤寒论》、《医中金鉴》等医书遮盖的书架后悄悄取出《全唐诗》、《宋词选》，让我背《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旅中过重阳》等等。当年是囫囵吞枣，一直到现在我还在慢慢消化，从未学习过教育科学理论的爷爷，以深厚的国学功底，很朴素地为我打下了中国文化的基础。

中医大都有些文化底蕴，因为读书人要么学成文武艺，售予帝王家；要么练就岐黄术，悬壶济天下。爷爷年轻时正处社会大动荡、大变革时代，科举之路被辛亥首义的炮火阻断，于是拜师学艺、皓首穷经，在儿科、妇科方面有独到心得，几十年的积累终成一方名医。县委会、人武部及其他各机关单位干部、家属是我家的常客，什么肉票、布票、香烟票甚至自行车票也连带让我家街坊邻居享受福利。与病人交流，爷爷喜欢咬文嚼字，也让我耳闻目染地学到许多书面语言的口语化表达。

爷爷一直到八十高龄仍然坚持在家中问诊，一把雪白的胡须随时修正得干净利索，以至于城里人可以为外来求医患者准确地指路：解放路往西，县委会对面那个白胡子老汉便是。

一转眼爷爷离开我已经30年了。爷爷是豁达的，天天面对的都是生死，有一套关于生命的辩证法：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叫新陈代谢。大四那年春节回家，和爷爷聊天，爷爷说最开心的事情就是坐在藤椅上哈哈大笑气绝身亡。我说爷爷积下大功德必然有大寿命。爷爷笑着责备我，大学的课程白学了，连自然规律都不懂了。那年我第一次与爷爷喝了小杯白酒，爷爷说我会一帆风顺，我说我马上毕业回来侍奉爷爷。但夏天毕业回来，却听到奶奶说爷爷在元宵节前就去世了，为了不耽误我的学业，竟一直没有告诉我。

我问清楚爷爷的归属地后就飞奔到城西的官山，爷爷的坟上已是芳草萋萋了。飒飒的山风让世界一下子变得清凉，叽叽喳喳的虫子也停止了各种鸣叫。我伫立坟前，想着爷爷离世时的情景：爷爷是喝了茶，抽了烟后，感觉大限将到，就整理好衣装，端坐在藤椅上，微笑着走完自己的人生旅程——奶奶说，爷爷很好，走的是顺脚路。

爷爷，孙儿来迟了，你一路走好！

好几年后，还有过去的患者找到我家，有再次求医问药的，有送上腊肉、母鸡表达谢意的，他们都说，白胡子老中医专治病人，自己怎么会死呢？

离乡以后，已经多年没到山上看望爷爷了。爷爷说过，他会在山上，看得见我脚下的路很长。

爷爷教过我的好多诗词，很多我已经忘记了。但我一直记得他喝着老酒吟唱的老家流行的《竹枝词》：“今岁重阳日，萧条巴子台。旅鬓寻已白，乡书久不来。”现在读来，真是别有一番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