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任安书读后感
读罢《报任安书》，我被司马迁的精神和意志所震撼，总想了解他是如何写出这样读来令人荡气回肠的文章。字里行间的愤懑，不满与痛苦，从何而来？
司马迁因为李陵上谏辩护而使汉武帝勃然大怒，面对自杀和遭官刑的两难选择，他也曾犹豫，也曾彷徨，但“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他还有理想要实现，还有使命要完成，所以他不能就这样含冤而死。于是，他毅然接受官刑，最终写出了不朽著作《史记》。
纵观历史，有不少伟人，他们不是在一帆风顺的环境下创造出价值，而是在困境和挫折中，创造骄人的能够留传后世的成绩。我们最耳熟能详的贝多芬，人们大多知道他是一位伟大的音乐家，许多作品足以震撼心灵，可却不了解那些光鲜艳丽的音乐章后面，埋藏着他曲折的一生。贝多苍从小就表现出了极强的音乐天赋，他的爸爸为了把他培养成一位音乐家，从而成为自己的摇钱树，不惜对小小的贝多芬施加武力，当贝多苍不认真练琴时，爸爸甚至饿他，关他在小黑屋里。但这没有成为贝多芬前进的阻力，多年后，他终于小有成绩，正当他的事业爬上巅峰时，他突然意识到自己的耳朵出了毛病，而与此同时，他深爱的女人，幼稚自私，风骚的爱丽丝也因不理解贝多芬的事业而离开了他。贝多芬也有正常人的七情六欲，这对他的打击非同小可。在短暂的低迷后，他重新振作，创作出了更加精彩的音乐。然而，挫折还在不断地攻击着他，三四年后，贝多芬失聪了。然而令我们震撼的是，有着钢铁般意志的贝多芬竟然又创作出了震惊世界的《命运交响曲》，铿锵有力的曲调仿佛描述了他铿锵有力的一生，给我们上了铿锵有力的一课。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作者尼古拉列克塞耶维奇奥斯特洛夫斯基，在创作这本书时的处境是全身瘫痪，双目失明，躺在病床上口述完成了这部著作。
这些伟人的事例，都和司马迁一样告诉我们：困境往往使那些有梦想、有意志的人们更加坚强。
篇二：生与死的顿悟——读《报任安书》与《离骚》有感
从迷醉中回过神来,已经是夕阳西下的时候了,我轻轻合起司马迁的《报任安书》与屈原的《离骚》,心中泛起层层漪涟,久久不能平静.
从开始品读到结束,我一直在想一个飘渺的问题——生与死.
曾听过一句话:生命的价值不在于轰轰烈烈与永垂不朽,而在于追求自我与超脱生死.说得好!司马迁不正是这样吗他在从容赴死与苟且偷生中毅然选择后者.为什么只为了那未完成的《史记》,这是他的使命,也是他的夙愿.从受刑的那一刻起,他已经超脱了生死.他在《报任安书》中写道:"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而这一句话正是对司马迁人生价值观最好的诠释.
此时此刻,《史记》不仅是他的使命,同时也是他的精神支柱,支撑着他面对世俗的鄙夷与不解而不倒下.在写《史记》的同时,他也走上了理解生命,追求生命的征程.
同样面对生与死的问题,屈原却选择了死.在国难当前,人民受苦之际,他带着无尽的悲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萧伯纳曾说过:"生使人站在同一地平线上,死却使人崭露锋芒."屈原爱国,国家于他而言,就是他的全部生命.为了国家,他可以忽略一切,包括生命.他深知自己独木难支,但他却不想大厦倾倒,所以他选择用文章来唤醒愚昧的统治者,来结束"举世皆浊我独清"的可悲局面.但事与愿违,于是他选择了死,用生命来敲醒人们心中的沉睡的钟.
我知道屈原在选择死的时候,已经读懂了生命.他的死,映衬了愚昧的人的生,他用生命来完成自己的职责.生命之花在那一瞬间开放,人的价值在那一瞬间升华.
司马迁的生与屈原的死都显示出生命的价值.前者用伟大的情操融入《史记》中,永垂不朽;后者从容赴死,用生命铸造了华夏民族铮铮铁骨,使《离骚》成为千古绝唱.
篇三：报任安书读后感
他们选择了截然不同的路,却殊途同归,超脱了生与死,寻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天地.司马迁开创了纪传体通史的先河;屈原奠定了前无古人的浪漫主义基础.
生与死,是那样接近,那样微妙,那样飘渺.生又何欢,死又何苦人生在世,就应该洒脱不羁,逍遥自在,又何必被生死束缚呢？
有时候,生与死并不难懂,在这一瞬间,我顿悟了生命.
“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与后世也。”
翻开《史记》，看着洋洋万千字的传世名篇，心中涌出了一阵崇拜与感叹。精简、凝练的的篇章，前不见古人的创新传体，更使它被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然而，面对着《报任安书》中，这短短二、三十字，内心多了的，却是一瞬间的抽搐，来自文字带给我的无限伤感、同情与佩服。曾经听人说过：“存在就是合理”，人的存在当然也无可厚非，但有时候，人不免要思考他存在的理由何在。例如：当他的尊严已无处可寻。司马迁，本是一个壮志满酬，立志“推贤进士”之人，可在他因“口语”遭遇，被处之以宫刑以后，一切都改变恶劣，被乡党所笑，为世人所耻。身理上的痛苦犹可咬牙强过，但心理上的压力让他不堪重负，濒临在生于死的边缘，常人所不能忍受的折磨，他熬过去了。因为，他为自己找到了生存的尊严，即来自于无数前人的例子，卧薪尝胆，然后一血前耻。
其实，所谓尊严，对任何人都可以有不一样的诠释，只在于不同人主观的意识，价值观的差异。有的人，不愿为半斗米折腰，对于他，尊严在于面对权贵是，挺直的腰杆；有的人，愿尝胯下之辱，对于他的远大志向，尊严不在这一次的低头，为实现个人抱负、个人理想，大丈夫，能屈能伸；有的人，愿为前人的过错，向受难人民下跪，因为，对于他，为了他人的痛苦，为了国家的发展，跪下，便是他尊严之所在。
司马迁，之所以“隐忍苟活”，因为对于他，“成一家之言，偿前辱之债”，才是活下去的理由。在他自己的心中，他并没有苟且偷生，反而是顶着不可侵犯的尊严活着。所谓“勇者不必死节”，他自己找到了存在的合理性。
尊严，不是为苟且偷生而趋炎附势；不是面对挫折而放弃理想、抱负。
卧薪尝胆，成大业，能屈能伸，大丈夫。
篇四：
司马迁，我渴望有一天会见到你，我渴望与你有一次跨越千年的长谈。在那时，我们会谈到你为李陵的仗义直言，为《史记》的忍辱负重，为人间大义的挺身而出……司马迁，我终于梦到你了。你满脸写着正义，却铺满了风霜。“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你冷冷清清，你凄凄惨惨，然而你还在寻寻觅觅。你告诉我，你在寻找一种气息，一种历经万古也不会失去芳香的气息。我明白，那是伟大。那么，我可以告诉你，你之后千秋万代的人都可以告诉你，你寻找成功了。
伟大，从外面看是一种无法抗拒的力量；从里面看，则是一种无比智慧的稳健。你曾为李陵说了一句话而遭到极刑，痛不欲生。你在《报任安书》中列举了各项刑罚，八个“其次”已令人毛骨悚然，一个“最下”更是说得人魂飞魄散。然而就是这个“最下”，你遭受的正是这个“最下”！我以为，你会玉与石俱焚，血与火共熔；我以为，你最后留下的文字会是“名与节同在”“士可杀不可辱”。可是你的伟大却是超越了世间的荣与辱，情与志，义与愤，生与死。你甚至冷静而坦荡地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是的，你就是那泰山顶上的一匹凌云驰骋的骏马，拨开乌云，任历史的阳光穿透自己的心灵，然后唤来一道闪电，以感天动地的巨响与你一起嘶喊出了《史记》！这是怎样的一颗对先人负责，对国家负责，对人生负责，对历史负责的灼灼之心啊！于是《史记》成就了一种伟大，你成就了一种伟大。伟大，见胜于空间，是气势；见胜于时间，是韵味。“山高自有客行路，水深自有渡船人。”你颇显疲惫的心灵仍在高及仙境的地域流连，它牵系着万古众今。你不忍使《史记》夭折，不忍让历史凝滞。你可知道，你用你唯一的不忍打赢了这场人生之赌。你可知道，你这唯一不忍比任何东西都来得值得，来得壮烈。你与《史记》的情缘，终于使你找到了通往人生至境的秘笈。你与历史的牵手，自然而然地泌出了霜笼月罩的气韵。
司马迁，我再次梦到了你。你正在天堂里纵观我们中华大地的沧海桑田。你还在想些什么呢？还在为受极刑而“肠一日而九迥”吗？你应该看到有多少人受到你那铮铮如铜鼓般的话语的鼓舞，在挫折中磨砺，在逆境中奋起！你应该听见世人给予《史记》“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嘘唏赞叹！你应该感觉到，我们中华大地，万万千历史里的万万千中华子孙和你心灵的沟通！司马迁，此生我必将继续与你在梦中的缘份，感受你芬芳的气息，亲历你不朽的英魂，吸取你无尽的人格力量……
篇五：报任安书读后感
奇耻大辱——司马迁清晰记起天汉四年（前97）密不透风的蚕室中刻骨铭心的一幕。那是在修撰国史的中途。罪囚司马迁接受了这一生命的重新选择，也开始了人生的一大转捩。
“诟莫大于宫刑。”“中材之人，事有关于宦竖，莫不丧气”，何况司马迁这样的慷慨之士！卫国的雍渠、秦国的景监、本朝的赵谈……君子不耻。这些故事，司马迁是太熟稔了——这更是作为史家的司马迁的不幸。
传统理念是：“士可杀不可侮。”不甘受辱视死如归是一种可歌可泣的壮举。司马迁绝非畏死之人，对他而言，活着，实在比死沉重万分！司马迁对自己生命的存在和归宿有着与传统理念未必完全相同的价值判断：“人固有一死，或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用之所趣异也。”功成名就，壮怀激烈从容赴死，固然是“重于泰山”，事业未竟，陷入绝境无谓丧生，
则“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以异？”司马迁之所以“减死一等”自请宫刑，甘心受辱隐忍不死，是为着“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
这是司马迁的生死观：人生事业，超越死生。这一选择，无疑是比死更加艰难的“伟大的痛苦”。这种超越精神的伟大之处在于，绝境中怀有希望，黑暗中憧憬光明，毁灭和失败中迸发出奋斗的勇气和毅力，屈辱和痛楚中保持进取的自信和尊严。不甘受辱而终于蒙诟，常思自裁而终不引决，为的是“退而论书策”“曼辞以自饰”。这种超越死生超越时空的理念，是人的灵魂的净化、人的思想的升华、人的价值的实现。
鲁迅早就说过，《史记》“背《春秋》之义”⑸。这种超越死生的悲剧精神，是对传统理念的一种反拨。读《报任安书》，不难明白司马迁对悲剧人物生死名节的评判：“向令任子胥从奢而死，何异于蝼蚁？”“隐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⑹也不难理解司马迁对悲剧人物死生去就的质疑：“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⑺可以说，司马迁对生死荣辱的看法，极大地丰富了民族悲剧精神的哲学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