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煤者之殇
舞煤者之殇
一
一看到煤，就想起他，那个说话瓮声瓮气的小学同学，和我出身相同的煤炭子弟。
可是，他在两年前就离开了这个充满热闹、诱惑和迷人的世界，我则在羊年来临之前才得知这一不敢相信的确凿讯息。
太晚了。他葬身于风驰电掣的车轮之下。
二
他叫王炳章，除了老师上课这样称呼他，熟悉的人都叫他大章。大章腿脚不好，瘸。我不想这样说，好像有歧视的因素掺在里面，然而，这是我认识他时的第一印象，很深刻，抹不掉。残疾的是左脚，且相当厉害，前掌与脚心以后的部分几乎折成九十度。他鞋上的鞋带特别长，不仅要系在鞋上，还要牢牢地拴在脚脖子上，样子十分独特，像调皮的孩子模仿芭蕾舞演员翘起的脚。脚前掌成为支撑身体重量的一个点。视觉里有些说不清楚的别别扭扭，可怜？难受？别扭？似乎都有，但理不出来，看他的脚像听二泉映月。
放学的时候，班主任留住他，喊住我，还留住其他几个同学。把我介绍给大家后说：“王炳章，你们又多了一个伴，上学放学一块走好了。”
那时我家刚由城里搬来煤矿住宿舍，我便转到煤矿子弟学校读书。此时才知道大章他们几个与我住在同一个宿舍区，而且大章的家与我家仅隔两排房。他成了我在这里念书时距离最近的同班同学。
学校距离宿舍大约四、五里路，除了百米长的煤屑路，百米长的青石板路外，全是深深浅浅坑坑洼洼的黄色土路。路弯曲像蛇，绕来绕去，要穿过一个宿舍区，一个村庄，经过一座石桥，走两个长长的坡（崖头）。几里路放在健康人的脚下，不是难事，尤其不知疲倦的小学生们，路上还没有说够玩够笑够，几里路就被热闹碾过覆盖了。但对大章来说，每次行走，似乎都是一次马拉松。六十年代矿工家里难得见到自行车的影子，更不用说轮椅了。家长脑子里也没有“接送孩子上学放学”的现代概念。一切行动靠自己。我记得他好像有一副简易的木拐，但极少见他使用——用拐才是残疾人，不用，说明不完全是残疾人。我曾经用自己创造的理论来冲淡二泉映月对我的视觉影响。
大章和我们一样，天天步行上学。我们几个按照老师的嘱托，组成“一帮一”学习互助组。与他一块儿上学、回家、做作业，这成了每天不可少的功课内容。他行走很特别，要靠屁股的扭动发力，两肩随着屁股的扭动摆来摆去，身体起起伏伏，深一脚浅一脚的如同在山路上跳跃。平时还好说，雨天就极为难走，黄黄的泥巴紧紧地粘在鞋上，像被什么咬住了似的，甩都甩不掉。那次下雨，他穿着雨衣走在我们中间，每当左腿往前迈时，他都用手使劲按住右膝，把那条有病的腿提过来。看到他吃力的样子，我们想扶他，每次都被他毫不客气地推开。他的脸红红的，沉沉的，嘴巴一张一合，喘着粗气往前挪动。两条深浅不同的鞋印叠加往前，不规则的烙在走过的泥泞路上。
人什么都可以有，但不能有病，病常常成为身体最大的“短板”和让人家取笑的话柄。有些同学背后偷偷地喊他“王瘸子”，或者唱他的片子：“王炳章，真正能，一瘸一踮定太平。”他知道同学起的绰号，但他很无奈，听见了也假装听不见，谁叫自己的脚不争气呢。喊急了他也生气和发怒，我曾见他紧紧地攥住一个瘦小同学的胳膊不松手，那同学疼得把腰弯成了一个大虾米，泪在眼里团团转，直到求了无数次饶，他才撒手。他的手劲很大，扳手腕全班第一。同学都怕他的手劲，为了不让他逮住，常常偷偷地小声嬉戏或者远远地逗他。有时他也会瞪着两只大眼盯看偷着喊他绰号的同学，直到把对方盯得低下头或者把眼睛藏起来，他才收起咄咄逼人的目光，坐在凳子上喘粗气玩铅笔。
他在班里属于“大哥大”，十岁上一年级，中间又留了一级，我转学来上二年级，那时他已经十三岁了。他眼睛很亮，皮肤很白，方正正的脸上很少有少年的笑容。大章不是天生的残疾，三岁以前他的左脚与右脚完全一样正常，他母亲曾经将他小时候的照片拿给我们看，梳着整整齐齐的小分头，很精神得站立在父母中间。因为发烧，医生把冷冰冰的针打在了幼小的腿神经上，从那以后他的左脚就成了现在的样子。在他跟前最好别提医院、医生之类的字眼，一提，他就骂，让医生都绝种。绝种，是他骂人词汇中最厉害的武器。
为了让他少走路，放学后我们一般都拥到他家做作业。大章的母亲每次都早早的把小桌子和小凳子给我们准备好，然后坐到门口纳鞋底或者择菜，其实是给我们“站岗”，不让邻居大声说笑或者小孩进屋影响我们。他父亲是煤矿上的运班工人，在井口负责摘挂运输小滑车。喜欢喝酒喜欢说话，而且嗓门特别大。在他家学习如果碰到他喝酒，就听他数落儿子：“大章，你啥时候能给我考个60分80分的……”往往他一唠叨，我们便互相使眼神，以写完作业为由，悄悄地溜出充满酒香和唠叨的家门。
我们不愿看到大章挨熊的尴尬样子。
读完初小四年级，不知是他父亲的想法，还是他自己的想法，说什么也不再念书了，到家属委员会报名待业。成为矿上年龄最小的待业青年和唯一的残疾青年。那年他刚刚十五岁。
我们上初中的时候，他已是公社（镇）开办的小煤矿上的过磅员，开始挣钱养家了，每月能开21元钱，真的有些让我们羡慕、嫉妒和眼馋。
三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煤炭像食品一样珍贵和紧缺，不但不好买，买也要用煤票。城里人取暖煤每人每年只有三五百斤，农村连这一点也没有。一些想用煤的人便想方设法偷偷买高价煤，或者托关系到小煤井上去买煤。过磅员成了买煤人必须经过和讨好的重要关口。一吨煤多几十斤或者少几十斤根本看不出来，也就一锨两锨的事儿。买煤人为了有点赚头，经常悄没声息地塞给过磅员一盒烟或者一点土特产之类的东西。
大章的命运在过磅中悄然发生着改变。
原来他骑一辆大金鹿牌自行车上下班，这车与其说骑，不如说是他行走的拐杖和带东西的工具。每次下班经过长长的宿舍区，一些比他年长的邻居就跟他开玩笑，指着车后座上鼓鼓囊囊的口袋问他：“大章，今天带的啥？地瓜还是地蛋（土豆）？”
大章已经习惯了邻居们的玩笑，每次都喘着粗气无表情的“吭”一声，不答复不肯定也不否定，一瘸一踮地推着车子穿过为嘻嘻哈哈拉起来的无形甬道。他知道背后有邻居议论他，也清楚朝他射来的目光里有羡慕也有眼馋。他不再羞涩，而是用不断拔起的胸迎接各种目光。每天在这丰富多彩的目光里闪进闪出，如同享受温泉的沐浴，让曾经卑屈的自尊心得到极大满足。
他像一颗星一样升腾起来，牵着人们注视的眼睛。
四
四宿舍都是依山而建的平房，北高南低，中间有两条交叉贯穿东西和南北的土路，虽然坑坑洼洼，但十字路宽绰，有石碾，有厕所，有小卖部，有路灯，还有四五棵窜天高的白杨树。这里自然而然成了邻居们凑热闹的“小广场”和信息采集与释放集散地。大章的父亲几乎天天到这里来。拿个马扎子一坐，便与邻居海阔天空侃起来。大章上班以后，他的脸上的笑意渐渐多起来，不断浓密和叠加着高兴的厚度。有时说，莱芜沙地的长果（花生）比土里长的香；有时把烟拿出来分给邻居抽，边分边说，这盒金叶烟是老大给的。老大就是王炳章。老爷子很少提王炳章的乳名了，也很少在人前嚷嚷，张口就是老大怎么怎么的。谁也没有想到，曾经被他父亲处处数落的残疾人王炳章，给他父亲带来了那么多引为自豪的面子。
后来人们发现，王炳章下班的时候，经常有拖拉机把他送回来，拖拉机上面还有那辆自行车，很神奇很精神地挺立着，与主人一同检阅似的穿过宿舍区的黄土马路。有的邻居教育孩子：好好跟大章学，将来也有拖拉机坐。
他的命运在靠山的小煤矿上不断发生着变化。
有次，有个家在惠民的农村叔叔请父亲帮忙，想给老家买吨煤。父亲把家里积攒的煤票都给他，也只有半吨多。父亲让我找王炳章想办法，看看能不能帮帮忙。于是，我第一次走进了他上班的小煤矿。那是公社开的一个小煤井，井架很矮，但十分忙碌，吱吱的井架声断断续续地响着。煤场紧挨着井架，但没有煤，几个拿铁锨的人在等待，一筐煤从井架上来，倒出，便被他们瞬间抢到自己的车里。小煤井与我们参观过的大煤井没法比，职工上井下井和被挖出的煤炭同走这个井口。工人上下井，乘坐的不是电梯似的罐笼，而是一根光滑的木棒。那人骑在那木棒上，便由绞车缓缓地送下去，或者缓缓地拉上来，每次只能上下一人。看了职工乐呵呵地上下井，心里发紧，觉得那煤炭出来的真不容易，怪不得煤矿人把煤看得那样珍贵，也怪不得父母常念叨“不要费炭”。
大章已经不当过磅员，到办公室开票去了。他的办公室与井架相对，在一排红瓦低矮的平房中间。房子每个门口都挂着一块窄长的白木牌，牌子不整齐，但很醒目。大章那间屋的牌子上写着“供销科”。屋里有三张桌子，他在最里面靠墙的位置。进进出出的人流不断，还有四五个人坐在联椅上吸烟。浓浓的烟雾使低矮的屋子更加昏暗。
他看到我，没有惊喜，没有惊讶，也没有站起来，只瓮声瓮气的跟我打招呼：“来了。”指指对面那把椅子，示意我坐下。接着问我：“有事？”顺手拿起桌子上的泉城牌香烟，抽出一根抛给我。
进进出出的人多数来找他，我担心说出来让他难为情。他见我吞吞吐吐，便直达主题：“是不是想弄点炭？”
我扫描一下屋里的人，急忙点点头。
“多少？”
我看他不回避那些人，也不再藏掖，痛快地告诉他：“一吨吧。”我想，即使他拦腰砍去一半，也完成父亲交给的目标任务了。
他没吱声，顺手拿出一张白纸，写了“请发原煤一吨”六个字，签上名子和时间后递给我，让我去财务交钱。脸上依旧没有同学相见的那份亲热表情。
我没有想到事情办得如此顺利。原来以为他忘记了同学之情，因为每次回家碰到他，总是两个字，“来了”或者“走啊”，似乎是无可奈何打招呼。这次若不是父亲下令给人家解决困难，我大概不会去找他。
父亲很高兴，说，大章帮了咱一个大忙。
我参加工作不久他就结婚了。是小学同学中第一个结婚的，那时他刚二十一岁。新娘是黄河以北的农村姑娘，很漂亮。好事的邻居背后指指点点地说“好花插到牛粪上了。”也有邻居猜测说，媳妇是大章用炭换来的。听说那姑娘很贤惠很能干，对大章也十分疼爱，这些都是大章父亲摇着芭蕉扇说的。于是宿舍区里又有了新的说辞和故事，大章腿不好，可他命好。
我只遗憾他没有请同学们喝喜酒，据说一个也没有请。
他为什么不请呢？
五
大章的早逝让我很难过，死于非命的他大概自己也没想到。可是，没有想到的事情还是毫不留情地碾过他那残疾的躯体。
他有一儿一女，儿子的儿子已读小学，女儿的女儿也上幼儿园，可他已经听不到“爷爷”、“姥爷”的亲切呼喊，感受不到儿孙绕膝的天伦之乐，只能在另外一个世界，用人们听不到的声音祝福他们。
我开始关注驶过身边的各样车辆，望着那些飞快的车胡思乱想和瞎琢磨，什么车驾人呀，人驾车呀，路霸呀，车奴呀，想着想着酿成一句只有自己听见的话：车呀，慢一点吧……
当然，慢一点的不止是车。
灵魂不需要风驰电掣，真的不需要那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