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六

一月多雪

日居月诸，胡迭而微。心之忧矣，如匪浣衣。

《诗经 柏舟》

一

1976，岁在丙辰，是中国历史上极不寻常的一年。这一年，天崩地裂，伟人谢世；这一年，沧海横流，天翻地覆，注定要被浓墨重彩地载于史册。

1976年元旦，湘西北一个四面环山的山窝里，深灰色的军营散落在不同的角落。全团共九个连队，计有七个作业分队，一个警卫连，一个汽车队，每个连队各有一座二层小楼和一个食堂，相互之间约一华里之遥。团部在山窝的最中央，有一座三层办公楼，两排住人平房，还有一个用于开全团大会、放电影、会操的大操场，其实也就是比个篮球场略大一些而已。

那一年的冬天特别冷，据说是五十年一遇，很少见到雪的湖南，居然连着下了几场鹅毛大雪，山上的不少马尾松和毛竹都压断了，路上还偶然可见冻死的蛇虫。虽已雪停数日，但还到处可见残雪片片，屋檐下挂着一尺多长的冰凌，士兵们在堆操场上的雪人也没融化掉，还顽强地立在那里。

一大早晨，团里的高音喇叭就一遍遍地播放毛泽东主席在元旦发表的两首诗词。

一首是《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

久有凌云志， 重上井冈山。

千里来寻故地， 旧貌变新颜。

到处莺歌燕舞， 更有潺潺流水，

高路入云端。 过了黄洋界，

险处不须看。 风雷动，

旌旗奋， 是人寰。

三十八年过去， 弹指一挥间。

可上九天揽月， 可下五洋捉鳖，

谈笑凯歌还。 世上无难事，

只要肯登攀。

另一首是《念奴娇？鸟儿问答》：

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

背负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间城郭。

炮火连天，弹痕遍地，吓倒蓬间雀。

怎么得了，哎呀我要飞跃。

借问君去何方，雀儿答道：有仙山琼阁。

不见前年秋月朗，订了三家条约。

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

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

团部值班室，电话铃急剧响起，值班参谋赶忙拿起话筒：“喂，喂，我是特二团值班员，请问你是哪里？”

“我是军区直属队政治部宣传部马干事，请记录军区政治部电话通知。”

“是！”值班参谋条件反射般地打了个立正，然后手忙脚乱地找笔记下电话通知：军区政治部要求全区部队立即组织全体人员学习毛主席最新发表的两首诗词及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发表经毛泽东圈阅的元旦社论《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各单位政治部门相关人员要进行深入宣讲辅导，并将学习情况尽快详细汇报给军区直政部。

下午，各单位便接到团部命令，立即结束元旦假期，开始投入学习。团政治处胡主任带头，加上组织股、宣传股、保卫股三个股长、六个干事，分别到各个连队去辅导学习并收集学习情况。

宣传股的乔新生干事分到一连，那是他最熟悉的地方。一连，还有一个名字叫航空摄影测量内业队，专门从事军事地图的内业工作的，是全团技术含量最高保密性最强的一个单位。乔新生从一当兵就在那里，学习投影转绘专业，干了四年多，后因笔杆子出色，文章写得好，被政治处胡主任赏识，就提干借调到团宣传股搞理论宣传，去年三月正式成了“乔干事”。

连里的干部不是老上级就是老战友，都和乔干事很熟，纷纷热情和他打招呼。老连长黄明山更是一见面就开玩笑说：“看来机关的伙食就是油水大，窈窕淑女的‘小乔’都快变成大腹便便的‘乔老爷’了。”

“让老连长见笑了，到机关后天天熬夜弄稿子，加班加点多了，锻炼身体少了，连出操都没坚持好，甭看身上肉不少，可体质虚得很，没法跟老连长比。”

乔新生略一寒暄，就和连长、指导员商定了学习安排，先由乔新生宣讲辅导，然后各班分班讨论，最后将讨论记录汇集起来写个学习总结。

连里没有大房子，就在食堂里进行辅导学习。全连有近一百人，除去站岗、出差、探家的，都来了，每人带着一个小马扎，还有学习笔记本。天气很冷，大家穿着大衣，戴着棉帽，还冷得直跺脚。

乔新生出身书香门第，爷爷在满清时中过最后一届举人，父亲是三十年代燕京大学毕业生，母亲是上海教会学校毕业生。他从小就受饱读诗书的长辈熏陶，于诗词文赋上都颇有造诣，曾熟背过《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所以，一般性地讲讲诗词，不用备课就可以轻松胜任。

他先讲了《水调歌头》、《念奴娇》两首词词牌的来源，又介绍了词中引用的典故。说到当前发表这两首词的意义时，他直接引用两报一刊元旦社论说：“发表这两首词，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和现实意义。怎样看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集中反映。”其实，再往深他也说不清楚了，只是隐隐约约听军区来人说，中央高层有人想否定文化大革命，可能是总参谋长邓小平，毛主席很不高兴，曾指示说“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但他是不能在这个场合说这个话的，还是照本宣科保险些……

宣讲进行得很顺利，或者说很平淡，没有激情，没有高潮，波澜不惊。这也与乔新生的性格很投合，他自己就是一个低调内敛的人，虽然文章写得不错，文采斐然，很得领导赏识，但说话却是慢吞吞的，平铺直叙，喜怒不形于色。不过，他在讲到“不须放屁”一句时，还是引起一阵骚动，下边传来吃吃的笑声，指导员老常赶忙喝道：“严肃点，严肃点！”

听众的笑声让乔新生不免有些心慌，他稳了稳神，干咳两声，拿出讲稿看了两眼，又接着往下讲。“‘不须放屁’，体现了伟大领袖的幽默、诙谐，对敌人的蔑视，对黑暗势力的藐视，大俗中体现大雅，是写诗的一种崇高境界。”这段话倒不是乔新生自己发明的，而是上午几个干事在一起凑出来的。

林语堂有句名言：“演讲就像少女的超短裙，越短越好。”看来这也是普遍真理，乔新生刚讲了一个小时，下边就有些坐不住了，一看这架势，便准备见好就收，他提高嗓门说道：同志们，让我们学习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精神，在战备作业和各项工作中“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就在稀稀拉拉的掌声中结束了辅导。然后指导员先点评了会场纪律，又布置了各班的讨论任务和要求，就散会了。

吃过晚饭，各班在宿舍进行讨论，乔新生和连里几个干部分别到各班参加讨论。

因为是技术部队，招兵时要求必须高中毕业，但这些士兵大都是文革期间读的高中，在校大部分时间用来学工、学农和批林批孔了。再加上后来有个“白卷先生”张铁生的煽动，“反潮流小将”黄帅的搅和，老师普遍不敢教，学生根本无心学，说是高中生，其实正经文化没学多少，有的甚至连李白、杜甫是谁都不知道。指望他们讨论出个什么结果来，显然也是不现实的。战士们的发言无非是一堆从报纸上搬来的套话、大话、空话，只要发言不冷场，把讨论时间打发过去就算完成任务。乔新生的底线更低，安安稳稳，不出差错就行。

不过，正应了那句古人那句老话“树欲静而风不止”，越怕出错还就越是出错。

三班讨论时，一个平时就爱说怪话、发牢骚的老兵刘二壮捅娄子了。轮到他发言时，他嬉皮笑脸地说，读了毛主席的词，我深受启发，也随便写了几句，让大伙乐一乐：

久有凌云志，

我来当大兵。

五六七年过去，

还是那屌样。

钱没涨几个，

兜还是一双。

大伙哄堂大笑，都知道他说的啥意思。刘二壮当兵已是第七个年头，和他一起入伍的战友，要么早就复原了，要么就提干了，即穿上四个兜的干部装，就是他一个人不上不下，在这儿悬着。连里爱惜他是个人才，修仪器是把好手，有些技师都修不好的仪器，到他这儿三鼓捣两鼓捣就解决了。甚至外连队的仪器修不好，也常请他出马，他在团里也是小有名气，外号叫“刘大拿”。可他有个毛病，就是嘴臭，乱说、胡说，嘴上没个把门的，得罪人不少，所以每次支部讨论提干时，他都通不过。黄连长经常恨铁不成钢地训斥他说：“你小子就是歪嘴骡子卖个驴价钱——净吃嘴上的亏了。”

前几天，支委会又讨论一批提干指标时，刘二壮还是差一票没通过，因而，他心里有气，觉得憋屈，无处发泄，这就借着开会讨论来了这么一出。

班长汇报上去，连里几个干部面面相觑，乔新生更是心里一凉，坏事了，这可不是一般的发牢骚，有“恶毒攻击”之嫌。他不敢耽搁，赶紧打电话报告给了政治处胡主任。胡主任也不敢怠慢，马上找政委汇报，连夜召开常委会，讨论处理意见。

政委金宏志，朝鲜族人，是1946年入伍的老兵，跟四野一路打到湖南，因参加湘西剿匪调到地方部队，后来就留下来没走。金政委原则性很强，遇事爱上纲上线，平时也不苟言笑，让人觉得很难接触。但这个人有些事也很让人佩服，团里每年都有随军的干部家属，安排工作是个难题，他把这些年的指标都让给别人了，自己的老婆却一直在团服务社当临时工。

党委书记金政委先高调发言：“我看这个事就是阶级斗争在特二团的新表现，主席说阶级斗争是纲，纲举目张，我们就是要紧紧抓住这件事，在全团进行大讨论，增强大家的阶级斗争意识，对于当事人，一定要严肃处理，我的意见是开除党籍、军籍。”

话音刚落，团长宋计平立刻表示：“我有不同看法。”

宋团长是湖南浏阳人，也是1947年就打游击的老同志，后来还去过朝鲜战场，负过伤，得过朝鲜民主共和国二级勋章。宋团长回国后，到解放军测绘学院上学，毕业后分到军区作战部测绘科工作，后来升任科长，两年前平调到特二团当团长。大机关来的人，都有点小脾气，全团也就他不买政委的账，常在常委会上与政委针尖对麦芒。不过，两人都很克制，争归争，但不意气用事，最后总能找到折中的协调办法。

宋团长顿了顿，用带有浓郁湘音的普通话缓缓道来：“为啥这样说呢？因为我觉得这事有点小题大做了，刘二壮这个人我了解，本质不坏，技术拔尖，工作肯干，就是嘴臭，说话不着调。他这个歪诗肯定是非常错误的，性质也很恶劣，必须严肃批评，我同意政委关于在全团进行讨论的意见，但还是要教育从严，处理从宽。我的意见是记过处分，复原回家。”

其他常委也分别发表意见，七嘴八舌，见仁见智，有赞成政委的意见的，也有同意团长看法的，议来议去，无法取得统一意见。会议室里烟雾缭绕，几杆大烟枪一起发威，劣质烟草熏得做记录的乔新生头晕脑胀。最后，还是争议颇大，各持己见，主持会议的政委只得悻悻地说：“既然大家意见不统一，这次就议到这里吧，找时间再议。”

二

不过还没等党委抽出时间再议，又出大事了，常委们也顾不上刘二壮的歪诗了。最后，政治处折衷了政委与团长的意见，给了刘二壮一个记大过处分，安排其复原回家。团长还给当年军测的老同学、刘二壮家乡的土地局局长写了一封推荐信，把他安排进了土地局测量队，还是干老本行。因为有“两把刷子”，人家很重用他，很快成了单位技术骨干，看来有技术在哪儿都不愁没饭吃。

1月8日，上午9时57分，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全国政协主席周恩来因膀胱癌在北京逝世，终年七十八岁。

周恩来担任了二十多年共和国总理，其高风亮节，道德文章，在大乱之时勉力支撑危局，最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使其在国人心目中享有崇高威望，他的去世，好似巨星陨落，柱石折损，国人无不痛心疾首。联合国也破例为他下半旗。

据说这还有个小插曲，有些国家驻联合国代表认为只有国家元首去世才能下半旗，周恩来资格不够。为此，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的瓦尔德海姆在联合国大厦门前发表了一次极短的演讲，他说：“联合国为悼念周恩来下半旗，是我决定的，原因有二：一是，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其金银财宝不计其数，其使用的人民币数不胜数，可是其总理没有一分钱存款！二是，中国有10亿人口，可是其总理没有一个孩子。你们任何国家的元首、政要，如能做到其中一条，在他逝世之日，总部将照样为他降半旗。” 说完，他转身就走，广场上外交官各个哑口无言，随后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然而，军区机关却火速传来总政治部通知，各部队不得擅自组织纪念活动，要按中央统一精神办。大家私下里都觉得不近情理，心里很不痛快，可也只能暗地里议论一番，毕竟胳膊拗不过大腿，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1月15日 周恩来追悼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致悼词。据说，中央政治局考虑到毛泽东病重，没有安排他出席追悼大会。当天，身边工作人员曾问他是否参加追悼大会，毛泽东拍着腿说：“我也走不动了。”还有另一个版本说，毛泽东表示“我最讨厌强人所难了”。

而与此同时，各大报纸上，怀念总理的文章在指令下被压缩，世界各国发来的唁电被要求合并、缩小字号，甚至于报纸的头条都被“反击右倾翻案风”、“教育革命”等有意占据。

中午吃饭时，乔新生与几个平时关系不错的干部边吃边议，说的很热闹。

“总理去世没搞国葬是一大遗憾，主席没参加总理追悼会是一大遗憾。头些年陈老总去世时，主席就参加了追悼会，不仅纪念规格高了，而且也对陈老总也是最好的肯定。”快人快语的军务股李参谋说。

“你不知道，主席的身体不如从前了，你看新闻电影里主席接见外宾时，就不像以前那样神采奕奕，满面红光，好像有点颤巍巍的。”营房股刘助理故作神秘地说。

“听我爸说，林彪叛逃后，主席大病了一场，伤了元气，从此身体就一天不如一天了。”干事的父亲在总部机关是个师职干部，消息渠道多，总有些真真假假的小道消息传来。

乔新生很警觉地用眼扫了左右一圈，小心翼翼地提醒说：“隔墙有耳，说话当心，别让外人听了去。”

其实，乔新生实在是多虑了，已经没有人关心这几个小干部的“自由主义”了，因为又一场更大的风波即将到来。

早晨一上班，团政治处胡主任就把几个干事叫到办公室说，接到几个连队的汇报，说是一份名曰《总理遗言》的东西正在全团悄悄流传，不知是真是假。你们分分工，到几个连队调查一下。

这一调查不要紧，据粗略统计，全团已有上百人看过，而且还都觉得写得好，行文语调思想，很像总理的风格。乔新生抄了一份带回政治处，几个干事围着边看边议，莫衷一是。

《总理遗言》如下：

主席、中央及政治局同志：

我动一次手术以后，病情虽有短期的稳定，自下半年开始，癌症已广泛扩散，虽然还好，但离开见马克思的日子却实不太远了，我想有必要向主席及中央汇报一下近来一些想法：

患病期间，主席对我亲切关怀，使我十分激动，主席年纪大了，要注意身体，有主席为我们的国家和党掌握，是全国人民的莫大幸福，也是我莫大的欣慰。这些日子以来，主席在遵义会议期间和我谈话的情景总是历历在目……百感交集。不能再为主席分担工作，我十分难过，为了我们国家和人民的前途，主席要多保重。

洪文同志几年来，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解决问题上，提高都很快，对此我极为高兴，我们党后继有人，洪文同志今后要多抓全面性的问题，处理还要果断，为党多做工作。

朱德同志和叶剑英同志年纪已高，要锻炼身体，当好主席的参谋，具体分工可以摆脱些，但你们所处的地位，仍然是举足轻重的。我们是一辈人，要以高昂的战斗姿态，保持革命的晚节。

小平同志一年来，几方面工作都很好，特别是贯彻主席的三项指示，搞得比较坚决，这充分证明主席的决定是正确的，要保持那么一股劲，要多请示主席，多关心同志，多承担责任，提口号要注意，要考虑到长远的影响，今后小平同志的压力将更大，只要路线正确，什么困难都会克服……

从《总理遗言》行文风格上来看，充分体现了周恩来一向谦和、持重、顾全大局、滴水不漏的特点。但如果是真的，为啥不公开发表，却在私下里传来传去？

正当几个干事还在感到莫名其妙，一头雾水时，政委从军区开会回来，带来总政张春桥主任的明确指示：“总理遗言”是“反革命谣言”，要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彻底的追查与收缴。凡看过、抄过、传过“遗言”的，一律要接受审查。

1975年下半年至1976年上半年，可以说是我国有史以来政治谣言最发达的一年。发达到了在几亿人口中妇孺皆知的程度，谁要不知道几条“谣言”似乎就很没面子。

着名学者卡普费雷在《谣言》一书中分析了谣言传播的三个特点：1.“并非通过大众传播媒介传递，而是通过口耳相传等私人媒介的方式进行传递”；2.“这个信息必须是人们在等待之中的，他满足人们或是盼望或是恐惧的心理，或符合人们多多少少已意识到的预感”；3.“这个信息对群体来说必须是出乎意料之外的，会带来直接重大后果的”。“总理遗言”就完全符合上述三个特点，所以才会不翼而飞，不胫而走，迅速传遍全国。

清理“政治谣言”既然是总政下达的政治任务，团里当然要全力以赴，党委决定，机关除留三分之一坚守岗位外，其余人员立刻组成九个工作组，下到各个连队协助指导清理“政治谣言”。

乔新生这次分工去汽车队。下去的头一天下午，收发室送来一封电报：“祖父病危，速归。”乔新生与祖父感情很深，他小时候，父母经常出差，无法照顾他，是爷爷一直在带他，不仅照料他衣食，还教他学古文、诗词、书法，他今天赖以吃饭的饭碗，就是拜老人家所赐。所以，他接到电报后如五雷轰顶，痛不欲生，可是他也知道，眼下再提请假的事是多么“不合时宜”，况且部队也有明文规定，只有直系亲属病故才批假回去。于是，他把电报悄悄放进衣袋，夜里蒙着被子大哭了一场。第二天还要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红着眼圈去了汽车队。

清理“遗言”的办法是，先由工作组进行大会动员，讲清危害后果，提出要求；然后每个人进行自查，交代自己有没有看过、抄过、传过“遗言”；继而背靠背互相揭发，工作组与重点人谈话落实。

整整用了三天时间，停止一切工作，一人不漏地清查，外出的要回来补课。最后清查结果是，全团有102人看过，28人传过，16人抄过。“谣言”的源头也查到两个，一是五连一个干部到北京出差，在火车上看到有人拿着《总理遗言》传看，就抄了一份回来。再一个是二连一个战士的杭州同学的来信里抄录的。

政委对胡主任说：“老胡，你们政治处拿个处理意见，要区别对待，注意政策，别搞扩大化。”最后，经过党委研究决定，对看过《总理遗言》的102人进行集中教育，提高认识；对传过《总理遗言》的28人取消多年立功受奖机会；对抄过《总理遗言》的16人给予全团通报处分；对那两个“谣言”的源头人给予记过处分，干部两年内不得提拔，战士取消提干资格。

《总理遗言》的案子很快就破了，原来这是杭州一个23岁的普通工人李君旭的“杰作”，他在总理去世后，模仿总理的风格特点，写下了一千来字的《总理遗言》，原想只是在朋友圈里传一下，发泄点对当局草率纪念总理的不满，没想到后来居然传遍全国，成了当年公安部重点督办的一号大案。此案牵连到了李君旭的父母和几个朋友共7人。经过一系列审查之后，当时都被定性为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现行反革命，判处死刑。

“元凶”查到了，下边清查“谣言”的压力就小了很多，况且很多“谣言”的内容暗合了人心所向，包括一些参与查“谣言”的人也心有戚戚，加之法不责众，于是，在一些单位的清查“谣言”就成了应付上级的走过场。

连着近一个月都没有休息，乔新生感到空前的疲惫，好像快支持不住了。现在好了，“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团里终于平安无事，可以睡个安稳觉了。

一月的最后一天是春节。除夕的晚上，胡主任把几个单身的干事请到家里吃年夜饭。摆上桌的菜也有七八个盘子，就是素菜多，荤菜少，基本没什么像样的“硬菜”，一大盘回锅肉放在最中间，估计这就用完了胡主任全家一个月的肉票。不是胡主任吝啬，那个年头，经济短缺，供应紧张，社会主义的“草”太多，资本主义的“苗”太少，买什么都要凭票，肉要肉票，蛋要蛋票，鱼要鱼票，你就是舍得花钱，也没地方买去。

无酒不欢。但买酒也要凭票，服务社过年就进了几瓶酒，胡主任没有分到酒票，就想了个办法，到卫生队要了点医药酒精，又兑了点糖水，就当成酒喝了。这种“酒”喝起来，除了辣嗓子，就没别的味。但毕竟是有酒喝了，否则，无酒不成宴，几个人大眼瞪小眼，那气氛就尴尬了。

胡主任酒不胜量，刚两杯酒下去，就满脸酡红，舌头短了，说话也没个把门的了。他端起酒杯，结结巴巴地说：“弟兄们，这一年辛苦了，跟着我没少加班熬夜。过年本来想好好请大家吃一顿，可眼下这情况你们也都看到了，到处莺歌燕舞，就是没有酒喝，实在是对不住啊！”大家面面相觑，这可是有反动言行之嫌啊，平时那么严谨持重的胡主任，没想到喝了酒也变成了另一个人。

胡主任家属刘大姐赶快出来劝：“老胡，别喝了，再喝就胡说八道了！”

“别劝我，我今天就是要喝个痛快，一醉方休。谁说我胡说八道了，其实你们心里也是这么想的，就是不敢说罢了。”

胡主任这里借酒消愁，几千里外的北京，中南海，毛泽东这个春节也过得格外恓惶。身边没一个亲人，江青不知忙什么去了，还下令不让儿子、女儿来作伴，说是主席要好好休息，不能打扰。陪伴的秘书、警卫、护士倒是有好几个，但谁都不说话，各想心事。毛泽东挥挥手说，过年了，你们也去放放鞭炮，热闹热闹。一会儿，外边响起阵阵鞭炮声。毛泽东的脸上也浮现出浅浅的笑意，眼神迷离，似乎进入了对往事的回忆……

春节的早上，终于见到一个久违的大晴天，风和日丽，居然有点春意了。乔新生草草吃过早饭，一个人悄悄地爬到营房后的一座小山坡上。看着四下无人，就跪在地上，面朝家乡方向，掏出了那封电报，摆在石头上，放声大哭：“爷爷呀，我没能送您老人家一程，我对不起您，您一路走好，孙儿给您磕头了！”

这时候，突然听到有人喊：“那边是谁呀，是乔干事吗？”

乔新生不禁大惊失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