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州之远

黔江城里有黔州大桥、黔州宾馆等建筑。二、三十年来，城里居民对此早已熟视无睹，再不见有人对为什么会用“黔州”命名城市中间一座大桥、一处宾馆有半点追问的兴趣。人们对黔江得名缘由尚未查问清楚呢，又怎会轻易问及黔州之名的来龙去脉？

稍加探究即知，黔州在历史上曾经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地名。

黔州最早建置于北周，因涪陵少数民族首领田思鹤重归中原王朝，即在今彭水郁山镇置奉州，随后废奉州置黔州。隋初改黔州置黔安郡，唐初改黔安郡为黔州。唐开元二十一年（733年），置黔中道，治黔州，领17州，黔州并领50个羁縻州，领地辖及今渝、鄂、湘、黔、桂结合部约30万平方公里。其后，黔州之地分属各州府。宋绍定元年（1228年），黔州升为绍庆府，治所迁今彭水汉葭镇，黔州自此遂成历史。

从黔州大桥出发，西行二十公里即抵黔州治所故地郁山古镇。若非特意探访，古镇大街小巷之间再难寻见有关黔州的任何印痕。人们已无力想象，千年之前古镇作为相当于省、地两级政府驻地，六百年间曾经书写了何样的繁荣与辉煌。

郁山成为黔州治所，很大程度上因为古镇出产食盐这一得天独厚条件。早在四千多年前的夏朝，郁山即开发了一口古盐井，名为“飞水井”，系西南地区最早开发利用的两口古盐井之一。从汉代开始，郁山就设有征收盐税的盐官，唐代称“盐丹使监”。盐业的发展，带动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促成了城镇的兴起和繁荣。汉唐以来，郁山商旅云集，有近十万人以盐业为生，郁山因此成长为郡、州、道驻地，壮大为聚集了几万户人家的繁华城市。

便捷的水利交通是郁山发展为较大城市的又一重要条件。后灶河、中井河在郁山汇为郁江，再下行约三十公里到彭水汉葭镇注入乌江。在极度依赖水运交通的古代，如此水利条件无疑成为郁山发展的极大助力。

郁山古镇因盐而立，因水而兴，黔州建置则因势而设，因时而盛。

战国时期，黔州之地为秦、楚交锋前沿。晋初，中央政府控制力减弱，西南少数民族地方势力趁机自立，黔州之地“没于蛮僚”，至北周时才“以地内附”，重新归顺。黔州地处汉族与西南少数民族势力的交接地带，中央政府为了有利治理加强控制，设立更高一级行政机构自是势所必然，选择相对繁荣的郁山为州郡治地也就顺理成章。黔州建置之后，成为唐黔州都督赵国珍平南诏阁罗凤叛乱的大本营，作为宋狄青平广西侬智高叛乱的后勤补给基地，发挥了重要作用。

宋元以后，黔州建置撤销，治地外迁，郁山行政中心地位不存。加之生产力水平提高后，产盐量稳步增长而盐业从业人员急剧减少，又缺乏替代产业集聚人群改变人口骤减之势，郁山古镇无可避免地渐向衰落，唐宋以来的繁盛转眼间已成过眼云烟。

黔州在历史上更以着名的流放地留名。

唐初，失宠的太子接踵而至。公元643年，唐太宗废太子李承乾，流放黔州，两年后病死；公元660年，原高宗太子梁王李忠被流放黔州，囚于李承乾故宅，四年后被高宗赐死；公元680年唐太宗十四子李明被流放到黔州，两年后被黔州都督谢佑假传圣旨，逼其自杀；公元688年，唐高祖之子霍王李元轨同谋叛乱获罪，被流放黔州监禁。囚车未抵黔州，元轨即命归黄泉。

唐宋之间，长孙无忌、黄庭坚先后流放黔州。公元659年，兴唐重臣长孙无忌因反对武则天被降为扬州都督，安置于黔州，三个月后被逼令自缢。公元1094年，宋代大诗人、书法家黄庭坚参修《神宗实录》，遭攻讦有诬陷不实之辞，被谪授涪州别驾黔州安置，在黔州度过了三年谪居生活。

黔州地处崇山峻岭之间，自然条件较为恶劣，经济文化落后且远离政治中心，但相对崖州、岭南、伊犁等处，黔州路途又不算太过遥远，生活条件也不至于太差，确为理想的流放之所。打上流放地烙印的黔州当然不会走得太远。随黔州建置撤销，黔州渐渐淡出人们视野，郁山古镇很快没落为僻远的普通村镇。

从地名衍生发展看，显然先有黔州，后有黔江县。

黔州得名来源，秦汉时有黔中郡建置，黔州之地属之。且隋唐之际，流经辖境的乌江称黔江，由此命为黔州。黔江县名，汉建安置县之始，以地盛产丹砂故名为丹兴。晋初县废，隋重又置县时名石城，唐天宝年间改称黔江。唐时县境广及乌江沿岸，故得江名为县名。

隋唐所称黔江即乌江，发源于贵州省境内，古称牂牁江、涪陵江等，元代首次称为乌江。史载项羽自刎于乌江，显然并非黔州境内之乌江。唐柳宗元《黔之驴》所称，虽为寓言故事，但所托之黔地，却是黔州无疑。

处黔江极目，黔州之名很近，黔州之地亦近，只是，黔州的历史故事远矣。如今古镇欲借黔州故事推动旅游发展，希望黔州故地越来越古朴美丽，黔州历史越来越丰富清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