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别父亲
进入冬天以来，西宁几乎没有下过雪，空气很干燥，但父亲下葬那天，在通往凤凰山墓园的盘山道上，我突然看见路边铺着一层薄薄的清雪，这叫我感慨万分，继而又热泪喷涌。上世纪五十年代，父亲穿着工作服，脖子系着白毛巾，英姿勃发，是当时宣传画上的标准火车司机的形象，他从家乡黑土地上出发，驾驶着蒸汽机车翻山越岭，气势磅礴，愈走愈高，来到辽阔的青海高原，满腔热情地投入到大西北的开发建设中去。后来，母亲也带着我们随着汽笛的呼唤迁往古城西宁，我可谓是援青二代，是铁路工人的儿子。这么多年了，西北的风沙磨炼了我们，在这里生活成长，接班，踩着父辈的足迹进了铁路，和列车、钢轨打交道，第三代也是这样，真应了那句话，老铁路是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生献子孙。
父亲是个铁路工人，他活了九十岁，按理说，也是高龄了，但我觉得以他的身体素质，还是能再活一阵的。他一辈子嗜好烟酒，上世纪八十年代，他脑出血抢救治愈后，果断戒了烟酒，此后，虽有小病，但一直无大碍。随着年龄增长，他衰老了。一次踩着沙发浇花，没踩稳摔下来，从此大伤元气，但他还能拄杖走路，再往后，就住院、出院，循环往复。我们都各自忙，就让父亲吃药养息，直到他一次次发烧，后来烧至39度，才觉不好，把他送进了医院，但他终于一病不起。我们子女心里都有些内疚，觉得光顾自己忙，对他照顾得不够。
父亲为人耿直。乐于助人，上世纪饥荒年代，父亲回家乡路过北京。在候车大厅，见一家人神情忧郁，默默垂泪，遂上前询问，得知他们也是在青海工作，出来时不小心丢了粮票，没法吃饭。那年代，有金子不一定能买到粮票，粮票就是命！父亲毫不犹豫地掏出自己的粮票给他们。
回到西宁后，一天，父亲所住的乘务员单身大楼前开来一辆轿车，是来接父亲的。原来父亲救助的是位厅级干部，他接父亲去他家里吃饭。据父亲回忆，那次他喝得酩酊大醉。再后来，和那位领导一直保持着友谊。又过了几年，因为要把我们的农村户口迁到西宁，那位干部说可以帮忙，让先迁到西宁邻近的一个县，以后再往西宁就好迁了，因为那里的县委书记是他的战友。
父亲去见了那位县委书记，县委书记打量着穿铁路工作服的父亲，问：你和X厅长是什么关系。父亲是实心人，没说谎是亲戚老乡之类的话，倒把用粮票救助一事全盘说出，觉得事情本来就是这样。可之后这位领导再没接见父亲，迁户口之事也就不了了之。看着别的铁路工人都陆续把老婆孩子从农村迁来，住在机务段家属区里，一家人其乐融融。父亲很是憋气。他决定不求助这些当官的了，休班时，自己直接去找管辖派出所的人，管户籍的是位女民警，她听了父亲的诉说，和气地让父亲去单位开张证明。可能是那个时候农转非不那么严，也可能正好符合政策，户口竟然迁成功了！我们顺利来到西宁。
父亲后来又一次去找那位厅长，其原因不是为自己，而是邻近一位铁路工人的孩子被抓进了监狱。他家人说是冤案，几次跟父亲诉说，他们知道父亲认识一位领导。父亲的仗义劲又上来了，他给那位领导打了电话。领导答应帮忙，说给查查。可父亲去他家时，只有领导夫人接见了父亲，说领导有事出去了，她看了判决书，眉头就皱起来了，接着就是推脱。父亲着急地解释，说是如果查清是冤案，那对人家可是一件积德的天大好事。可领导夫人一直摇头不答应。后来父亲一直对此事有怨言，说领导答应了，可他老婆不同意，一个男人，怎么什么都听老婆的！其实当时是“文化大革命”后期，那位干部是老革命，刚被解放出来，显然是有顾虑的。后来父亲再也没去过那位领导的家。直到后来好多年过去，我在铁路法院当书记员时，一天下午，院长陪着一位头发花白的领导检查工作，说是省上的一位领导。一说到他名字，我怔了一下，正是父亲认识的那位领导。闲暇时，我对他说到了父亲，他大为吃惊，啊！你是冯荫文的儿子！叫你爸到我家玩去！回家后，我把这事告诉父亲，说那位领导也老了，头发都白了。父亲只是感叹，啊，头发白了？但他却再也没去这位领导家。
父亲就是这样耿直，人家几句好话一说，他就帮忙。见事不公，就仗义执言，有时把人得罪了，人家找上门来，连累母亲直给人家说好话。而我给铁路分局长当了一年秘书，父亲也给我揽了一些事，某某职工有困难，让我近水楼台给领导反映，我说不好张口，父亲不解，说领导不就是给老百姓办事的？我给他解释，说现在好多事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
父亲艰苦朴素，不讲吃穿，以前抽劣等烟，喝价钱便宜的酒。他从不背后议论人，就是对欺负了他的人也不说什么。有了愁事就默默抽烟，自己在心中慢慢化解。
父亲是个坚强的人，一辈子没见他叫过苦。晚年，他病魔缠身，但他从没为此呻吟、发脾气。病重抢救时，他也是一声不吭。我摸着他的头，说让他配合治疗，听医生的话。他点点头。望着他慈祥、衰老的面容，我背过身流泪。
父亲去世后，所在机务段写来悼词，说父亲是一个为大西北建设做过贡献的人，是一个正直、勤恳的好人。客观公正地评介了父亲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