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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美文

2023/04/07好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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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是个外乡人

文/宁眸

在交通不发达的过去,我父亲从安康到了两百里之外的旬阳,就成了实实在在的外乡人。外乡人之所以被人区分开来,大约除了长相,就是他们不同于本地人的饮食味道。

香菜也叫芫荽。据外祖母说,这东西是父亲从安康带来的。香菜,顾名思义,这种菜香气浓郁,生命力极强。父亲随手撒下一把,香菜们就在我家院子外密密麻麻地长起来了。父亲爱吃香菜,加辣椒花椒凉拌时居多。香菜生长旺季,父亲每天一碗。我们曾强烈抗议过,也无济于事。印象里,他是很少去菜园摘菜,但摘香菜例外。

花椒在旬阳绝对是稀有物种,坎畔地头偶尔长上几棵。摘下来也只是卖给收购站,自家只留一点点,也是为了杀年猪时熬萝卜汤用。所以平时是舍不得吃的,父亲可不管那么多,只要见着花椒,哪怕还是绿的,也要揪一把。母亲和外祖母闻不惯香菜的味道,为了吃到香菜,父亲必定亲自下厨。把洗净的香菜切成段,把新鲜的红辣椒剁细剁碎,把花椒用石窝子捣烂,和香菜一起加香油拌了。

父亲常说,香菜要趁嫩赶紧吃。尽管辣椒拌香菜,看上去色香味俱全,但我们不以为然。香菜这东西,当时在旬阳是极少有人吃,嫌味道过于浓烈。我们非常讨厌他这种吃法,只说浪费,又不好吃。可是父亲乐此不疲。有时候我们会想,可能父亲是从两百里外的地方来的外乡人吧,所以才另类。

农闲时间,村里常常有外地人来兜售布匹、彩线。八十年代,我们过得都不富裕,是很少购买这两样东西的。不逢年不是红白喜事,谁也没有闲钱买布做衣服。而彩线,除非家里有待嫁的女孩,需要绣枕套鞋垫,不然谁舍得买那玩意。旬阳是山区,村和村之间距离很远,就是同村的人,从你家到他家,也得走上很长一段路。一天下来也去不了多少村庄,卖不了多少布匹彩线。一到天黑,他们操着蹩脚的普通话,十分卑微地请求借宿。白天他们不厌其烦地兜售布匹,已经叫村里其他人十分反感。加上我们听到过许多对他们不利的传言,比如拐卖儿童妇女、杀掉借宿人家的男人,抢走借宿人家的钱财等等。所以天未黑,村人早早地关门闭户,任他们可怜巴巴地敲门请求。

可是这些外乡人,只要到了我们村,父亲仿佛是遇见了老朋友般。留宿他们是小事了,非让母亲给他们做好吃的。记得为了招待来自四川的几个生意佬,母亲本来已经擀好了面条。父亲非要改做米饭,因为四川人爱吃麻辣,父亲还把我们家那棵花椒树上的花椒全摘了,用来做菜。为此我们十分不高兴,抱怨父亲把什么人都领进家里来。父亲却说,四川和安康是挨着的,他们是他的半个老乡。

那时候我帮大人做得最多的家务事,就是每个周末将所有的脏衣服拿去小溪里洗干净。一大篮子衣服,从中午洗到傍晚。黄昏时,坐着门墩上把晒干了的衣服收回来,折叠后装进大木箱里。大木箱是外祖母的陪嫁,红油漆早已脱落,成了黑不溜秋的。但是钥匙扣却有着古典的美。不舍得穿的衣服总是压在箱底,遇到逢圩或者别人家有请才舍得上身。层层叠叠的衣服,整整齐齐地放进木箱子里,散发着太阳的味道。

父亲的衣服是单另放在一个木箱里的。有一次,为了帮父亲找四个兜的列宁服,居然发现一小瓶花露水安静地躺在箱底。在八十年代旬阳那样一个闭塞的深山里,有人居然在使用花露水。我当时的震惊可想而知,而且是我父亲的,一个四十多岁男人的,那种隐约的羞耻感,让我心里彻底地将父亲赶回了安康!十六七岁的我,对香水的定义,不光是昂贵,更多是把它和"不正经、风流"这些不好的词汇联系在一起。

雨后父亲和母亲在山坡上扦插红薯秧子。母亲满身泥巴回到家,哭哭啼啼地对外祖母说,和父亲打了架。本来父亲干农活就不在行,但母亲说,父亲那天是心不在焉,边栽苕秧子,边往河道里探头探脑。自从父亲当上了小组长,我们就常听到一些风言风语,说父亲和河道里张家竹园的何欣阿姨好上了。母亲从不管父亲干活吊儿郎当的模样,但母亲是没法忍受一个男人被人传说,还沾沾自喜。母亲不栽苕了,不久父亲也回到家,两人又开始吵嘴。父亲动起手来,大叫着,就是何欣好又咋地?

此后他再也没有动手打过母亲。但我一想起箱子里的那瓶花露水,就立刻把它和那些风言风语联系到一起了。十四五岁的我对父亲从心里感到了鄙夷。尽管后来母亲证实了父亲和何欣阿姨的事完全是村里其他人的故意造谣。村里其他人之所以这样造谣,很大程度上是他们无法接受,一个外乡人成了领导他们的小组长。

我对父亲的这种陌生感持续了许多年。直到我实在成了一个外乡人时,才算真正认识了父亲。重新审视了他的爱憎,以及他无可依附的外乡人心理。至于那瓶花露水,现在想起来,我的父亲当时是多么有品味。

父亲的天空

文/林曦

我有工作了,大学毕业的我成了一名普通的基层工作人员,这一消息不胫而走,在我们这个小小的村庄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很少笑的父亲笑了,笑的很灿烂,饱经风霜的脸上掩饰不住他的欣慰与骄傲。

我出生在陕北一个小山村。那是一个山接着山,沟连着沟,闭塞落后,全村总计不到十户人家的小山村。据父辈们说,祖辈都是在解放前为了躲避战乱和饥荒从全国各地逃到这里定居的。杂居的人群,不同习俗的交汇与碰撞,形成了年轻村庄特有的风俗习惯;闭塞的生活环境,无争无欲的生活认知,造就他们愚昧落后的思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劳作习惯,把他们生命的一切界定在这个小小的环境中。生活在他们的眼中就是吃喝拉撒,结婚生子,代代延续,至于山那边发生的事情,都与自己无关,也不想去管。走出大山,到山的那边去,感觉都是一种难以让人接受,会引来异样眼光的事情。

读书,在我们这个小山村,那是一种奢望,一种可想而不可为的事情。至于通过读书,跨出大山,然后风风光光的衣锦还乡,那只是有钱人、上层社会的事情,与他们没有任何的关系。漂泊流浪的苦难生活给他们印下了太深的烙印,安居一隅的追求从骨子里造就了他们平安就是福的理念。他们不知道"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历史渊源,也从没有想过要打破眼前这种平静的生活。

这就是上个世纪陕北很多村庄的真实显照,在很多的影视剧中都有真实生动的反映。

1985年,改革开放的攻坚年,神州大地到处都涌动着让人久违的春潮,但陕北村庄却感觉不到一丝的春意,仍旧在黎明前的黑暗中挣扎。全村人们苦苦的劳作,却仍在那不可越过的温饱线上挣扎。对于我家来说,更是陷入了寅吃卯粮,春种无子,饥荒随时可能吞并了整个家庭的悲惨境地。也就是这年,在一个春寒料峭的早晨,我降生到了这片土地上。我的到来,给徘徊在崩溃边缘上的家庭更是雪上加霜。我不知道当时父亲的心情,是喜还是忧,但是这些事情我从来没有问过父亲,父亲也从没提起过,也就不得而知了。

改革开放的步伐在不断的加快,改革的深度在不断的加深,大江南北,捷报频传,偏僻的小山村也终于在春分化雨的时代背景下挤上了铿锵前行的时代列车。吃饱了,穿暖了,村民的日子越过越好,但是积重难返的思想包袱,仍旧拖着村庄追赶时代潮流的步伐。解放思想,转变观念,走出去,总设计师的理论不知道是否影响到了一介村夫的父亲,还是父亲受到了啥启示了,在1991年开学的那一天,把哥哥和我送到了距家六公里的地方去读书(这是离我家最近的一所小学)。新奇费解,村民一时议论纷纷,他们不明白本就不景气的家庭为啥把即将可以承担劳动力的两兄弟"供起来"呢?

繁重的家庭负担让父亲几乎直不起了自己的腰板,而那每学期几十块钱的报名费更让父亲费尽了自己的心思。我不知道父亲当时的决定是出于啥,但是那几天总看到他对着天空发呆。父亲生活的天空是上代人规划好的,大概是他不希望他的后人再在这样的天空下生活。他想为后代营造一个新的天空,为他们能够呼吸山那边,或是那边的那边的新鲜空气打开了一扇窗。这一切,在今天看来,不足为奇,但对于那个年代的村庄、那个时代的人们来说,那就是一种突破。

时间在悄然流逝,我们在一天天地长大,父亲却在一天天的走向了苍老,日子虽然是越来越好,但是随着我们两兄弟的成长,所需的花费却越来越多。一切的一切,父亲毫无怨言的经营着自己天空下的点点滴滴,即使在他因那反复发作的胃病不得不住进医院,家庭陷入极度困难的情况下,仍没让我们缺过一节课。或许是乡村小学太小,还是其他的缘由,我和哥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父亲有时候还会面对着天空发呆,但那带着期望的眼神又透着丝丝的欣慰。

今天,村庄已经是一改昔日的风气,在新时期的阳光下铿锵前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走出去,不管是上学、打工,还是经营其他的。但令父亲骄傲的是我家兄弟两是全村文化水平最高的,我升入大学的事,更让父亲感到面有彩光。虽然悄然的时间捻白了他的头发、无情的风沙吹皱了他的面容、繁重的劳动压弯了他魁梧的身体,但是父亲在自己经营的天空下,看到了那春潮涌动的时刻了。

父亲还会面对天空,但他一定是面带着灿烂的微笑,面对着自己的天空!

忙年的父亲

文/王东峰

过了腊八就是年。腊八一过,年的脚步一天天近了,记忆中,父亲也就一天比一天忙碌了。

小镇隔日逢集,吃过早饭,父亲就会拎着蛇皮袋出门采办年货。家庭的贫困使父亲养成了精打细算的习惯,即使买几斤青菜,父亲也会把小镇的四条街道走个遍,把菜价问个遍,生怕买亏了。

家里人口多,需要置办的年货种类也太繁杂:碗、盘子、筷子、肉、鱼、油盐酱醋等等。父亲每次出门都是有计划的,把需要买的年货列一个清单装在口袋里,哪一种买回来了,就从清单上画掉。

在我的印象中,整个腊月父亲忙个不停。他刚背了一袋子萝卜回来,片刻又买回来成捆的蒜苗、大葱、芹菜。父亲不让我们买年货,一来怕我们不会砍价,二来觉得这活儿又脏又累。

买回来的鸡、鱼、猪肉等,父亲也不让我们弄,他常常将我们赶到一边去,让我们看电视或者打扑克。父亲刮鱼鳞、拔鸡毛、剁排骨、洗下水,忙得不亦乐乎。等还剩最后两个集时,父亲会盘算来盘算去,看看还有哪些年货没有买,哪些年货还需要再买点儿。大年三十,吃过早饭,父亲裁红纸、写春联。中午,鞭炮响过之后,丰盛的菜肴就摆满了桌子,父亲满脸笑容,举起酒杯,给他的忙碌腊月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

1999年的春节,父亲再也不用忙碌着采办年货了,他孤零零地住在一堆黄土之下。没有父亲,我们一家人在腊月里手忙脚乱,可等过年的时候,还是缺这少那。母亲潸然泪下,伤心地说:"要是你爸还在……"

是啊,要是父亲还在,该有多好啊!可是,日子不能因为没有了父亲就此打住。每年春节我到坟上祭奠父亲时,总要喃喃地告诉他,让他在另一个世界里悠闲自在地生活,不用牵挂我们。我们兄弟几个还有老母亲,会相亲相爱,微笑着拥抱在一起,好好地活!

我的老父亲

文/刘传福

父亲这段时间没在我们身边,一个人孤零零在乡下守着老家。原来挨着我们住的几户人家都修了新房先后搬走了,加之母亲来城里帮我们看管孩子,这让父亲一下子多了一些孤寂。

在我印象里,父亲几乎一辈子不大看电视,只在农闲时节陪熟悉的乡亲打牌。前段时间,家里电视机坏了,一向节俭的父亲却主动花了二百多元钱修电视机。他说,一个人在家里,有个会说话的电视机,能增添点热闹。

最近几年,老家的农事在逐渐减少。随着家乡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家里的几亩地全种上了水果,以前的小麦、红薯、玉米等传统农作物慢慢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农活至少比以前减少了五成。我们试着让父亲进城来和我们同住,一辈子勤劳惯了的父亲却根本不适应城里独来独往的生活,也没有串门的地方,话也少了不少,偶尔以毫无目的的逛街来打发时间。

乡下的人都有随意串门的习惯,父亲在老家生活了几十年,串门也是他的一个爱好。村里有几十户人家,村里上至百岁老人,下至刚出生几个月的婴儿,父亲都能毫无差错地叫出他们的名字,那个亲热劲就别提了。

"出来这么多天,是该回去了,家里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做呢。"每次,刚来城里两三天,父亲心里就着急了,总是忙着又要回去,纵使我们再三挽留也无济于事。

家里的几亩地,是父亲的牵挂。他经常说,有人在家,哪怕是随便铲铲刨刨,一年下来也有点收益,总比丢荒强多了。父亲虽然老了,但是身子骨依然硬朗,非常能干。最近几年,他一人在老家,每年要种几亩地,还要采摘上万斤水果去卖。

采摘水果的季节,是父亲最为忙碌的日子。为了尽快卖出水果,父亲经常忙得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偶尔打个电话问候一声,父亲却是匆匆说上几句便挂断了。老家虽然离街不远,然而水果太多,上万斤的水果全靠父亲一篮子一篮子地送到街市上卖。年复一年,沉重的篮子慢慢压弯了他的脊梁。

收获季节,不论天晴还是下雨,父亲每天总会很早来到果园里,辛苦地采摘着一树树的水果背回家,完全没有假期。每天凌晨两三点钟,他就打着手电筒,背着水果出门了。很多时候,卖完水果回来,天还未放亮。

记得前两年,父亲因为膝盖疼痛,背不起水果,我找来几名临时工帮忙,最终将水果全部卖掉。后来,父亲一算账,十分心疼给出的工资,一再责怪自己老了、不中用了。

去年年初,我给父亲买了一些钙片寄回去,父亲每天按时服用一粒,没想到腿病竟奇迹般地康复了。去年,收获季节,我提议再请临时工帮忙,却被父亲拒绝了。所有的水果还是他一人摘完,一人卖完。

为了工作,我们几个子女离开了家乡,远离了父亲。父亲却无怨无悔地选择了老家,一个人扛起原本几个人的农活,用自己结实的肩膀担起那份伟大的父爱。

"我的老父亲,我最疼爱的人,人间的甘甜有十分,你只尝了三分,这辈子做你的儿女,我没有做够,央求你呀下辈子,还做我的父亲……"今年,又逢水果收获的季节,听着那首《我的老父亲》,我不禁泪水纵横。

父亲与石磨村的故事

文/张礼军

石磨村,乃我家乡的村子,一个有七、八十户人家、依山傍水的小村庄。说是傍水,其实只有一条由北向南蜿蜒延伸的小河。河水从村旁的山脚下哗哗流过。村民们饮水靠扁担从河里挑。家里有老弱病残的,用水量大些,挑水便成了头件大事儿。

幼时的我每天跟年事已高的奶奶呆在家里。身为村长的父亲,早上天不亮从河里挑水回来,然后再招呼大伙儿下地干活。有时,我被父亲吵醒,便下床跟着他,为他提马灯。父亲总是笑呵呵地夸我几句。

因挑水辛苦,村子里的人们对水倍感珍惜。谁家的孩子要是浪费或糟蹋了家里的水,必定惹来父母一顿痛骂。后来,我渐渐懂事了些,奶奶便告诫我:"娃子呀!一定要好好上学,将来出息了去别的地儿住,别像二柱、品子他们被女人嫌弃而打光棍……"我终于明白了,二柱叔和品子叔他们为什么是单身汉,原来不但因为家穷,而且村子里的饮水条件差,被姑娘们拒之门外。不知何时,石磨村被人起了个"磨人村"的外号。父亲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一次,父亲去镇里开会,回来时带了一位戴眼镜的叔叔。后来,听奶奶说,那人在钻井队工作,是父亲专门请来为村里打井的。父亲在街上买了酒、割了肉,母亲把家里的一只刚下蛋的母鸡也宰了,款待他。父亲同他在村子周围转悠了两天。父亲想在村后的高地择一口井,那样就可以用管子把水流到各家各户。经过多次勘测,村后的高地居然没有一块有水源的地方。最后,好不容易在村东头一块低洼地测出了水源。

父亲马上召集全村人开会。听说要打井,大家个个喜上眉梢。可是水井地势偏低,仍离不了扁担,且要捐款,有人马上打了退堂鼓。一些男青年却是积极响应,踊跃报名。父亲见毕竟有人支持,增添了打井的决心,一边忙着筹资金,一边做反对者的思想工作。父亲说,打井后虽然仍要挑水,但村东头近,比到河边节省了十倍的路程。如果大家确实拿不出钱,他为大家先垫上,只要大伙儿先出份力就行!

那段时间,父亲每天起早摸黑带着一帮年轻人忙碌在工地。父亲是出门最早、收工最晚的一位。他是一帮人中年纪最大的人,又是村干部,在他的带领下,大家鼓足了干劲。十多天过去了,父亲请技术员勘测了一下,估计离水源差不远了。父亲忙着又要去买水泥,可是资金却遇到了问题。村民们多数拿不出钱,就连那些支持并积极参与打井的人家也只有一部分人交了钱。父亲请村里两个年轻人帮忙,把家里一头肥猪绑了放到板车上,拉到镇上的食品站卖了。父亲拿着钱到供销社买水泥。由于钱不够,父亲好说歹说地跟人家求情,最后打了欠条摁了手印才把水泥搬到板车上。为了节省车费,三个人替换着从十多里外的镇上连推带拉地把水泥弄了回来。井还没有打好,供销社收账的人来了。一向守信重诺的父亲无奈之下向奶奶求情,要变卖曾祖父留下的那只纯铜水壶。那是家里唯一值钱的东西。奶奶不舍。说流传了几十年的祖业,饿饭那年头儿,都没舍得卖。父亲便孩子般地跟奶奶"耍赖",说,自己身为共产党员,为了造福全村人,理应吃点亏为大家起好带头作用。最后,父亲答应奶奶,说暂时将水壶抵押,日后再用钱赎回。奶奶只好应允了。奶奶抱着水壶抚摸了半晌才恋恋不舍地交给了父亲。

那只水壶拿给供销社折了一百多块钱,抵了欠款。后来,水井打好,终于出水了。大伙儿欢天喜地,就连一些冷眼旁观的村民也纷纷向父亲表达了赞扬和感谢,一些人还主动掏了钱出来。父亲立刻拿着钱去赎那只水壶。供销社的人说,那物件儿早已出手了。父亲怏怏地回到家,过了几天才嗫嚅着告诉了奶奶。奶奶并没有责备父亲,只是好长一段时间,她都闷闷不乐。父亲最后一次在奶奶面前提到水壶时,竟然流泪了。那是在奶奶去世后。父亲为让奶奶失去祖业而愧疚和遗憾。

父亲带领大家打下的井,一直滋养着全村人。二十年过去了,村子里的年轻人鸟一般飞出去谋生。家里留守了老人和孩子。年近七旬的父亲早已退休在家。闲不住的他,鼓动母亲一起在家里办了个免费的"老年活动中心".母亲专门提供茶水,父亲则为村里的老人、小孩用碟机播放一些老故事影片,还特地请在县广播局工作的堂哥弄了一套历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专辑。

前年春节回家,父亲召集我和大哥商量一件大事。他说,现在老人们挑水很辛苦,他想再为村里人做件善事。他要从几里外的上游河流为大家引自来水到家。我和大哥都非常支持他。在水利系统工作的大哥当即决定为父亲提供技术帮助。父亲说,咱虽是做善事,但也要公私分明。既不能花费你们单位上的钱,也不要乡亲们出钱。你们兄弟俩赞助我一部分,其余的我自己解决就行。父亲是在副乡长的任上退下的,每月有一笔退休金。后来,大哥粗略核算了一下,除了我们兄弟俩拿出的那部分钱外,父亲还要承担一笔不菲的资金。知道父亲的倔强脾气,我和大哥悄悄地塞给母亲一些钱。母亲推辞不收,说她手里其实还有一笔钱呢!那是当年父亲带领村民们打井垫上的钱,前两年,大伙儿为了感恩,陆续还上了。父亲执意不收,乡亲们只好把钱塞给她了。

父亲的自来水工程竣工后,我和大哥特地赶回去参加庆典。在乡亲们的欢呼声中,满头白发的父亲被推上台剪彩。父亲站在台上乐呵呵的,满面红光。

那一刻,我忽然发现笑容可掬的父亲竟像一个孩子。

父亲的便条

文/章小兵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父亲没有给我写过信。如果勉强把便条也算成信的话,那这样的信,父亲给我写过不少。

父亲没有上过学,稍许识得的几个字,还是很小的时候,随着祖母到庙庵,听祖母诵经时,捡来的。后来,学了理发的这门手艺,并通过这门手艺的掩护,参加了地下党,秘密地为地下党传递着情报。解放后,长期从事着基层的领导工作,瞟学与锻炼,逐渐让父亲能开中医处方,能写书信与材料。

父亲一直对自己要求很严,他上班的地方离家不到五里地的庙前,但却不是朝去暮归,十天半个月才回家一次。后来,他调到离家30里外的木镇,回家的次数更少。他常说的话是,自己是单位的人,把单位当成家是天经地义的事。

1979年,父亲离休了,我顶了父亲的职。我从乡下来到了县城,父亲却从县城回到了乡下。上班没有几天,从来没有给我写过信的父亲,却托熟人从乡下给我带了一张便条。这张便条是普通的信纸写就,折叠成一个方块,也没有用信封,内容简洁明了:"兵儿:上班了,就应该以单位为重,回家二个月回家一次为宜。家中一切都好。勿念。"一个17岁的人,拿到现在来说,读书还得家人陪读,当时,父亲却嘱咐已经工作的我,最好二个月回家一次。想家的日子是一种煎熬,但想到父亲的嘱咐,想到父亲自己工作时的情景,我便把想家的念想悄悄地藏在心底。

我工作的第一站,就在县城最大的一家百年老字号的药店汪同和学徒。父亲离休时,单位领导问父亲有什么要求?父亲没有提任何要求,唯独的一个要求就是,儿子顶职后,请组织上安排他到汪同和学徒。当年懵懂的我,并不知道这个要求的深意,以为到单位上班,坐坐办公室,喝喝茶,看看报,就这样一天惬意地过去了。药店学徒的生活是艰辛的,清晨要背"汤头歌",要背"中药十八反十九畏"口诀,每天要提前来开药店里的那一排沉重、高大的木板门,一趟趟地搬到店堂后面,再洒水清扫店堂,整理药柜药斗,这些碎锁的事情干完后,就到店堂后面锯苏木,煅牡蛎,碾药粉,切丹皮,最让人受不了的是,冰冻封河的时候,为了赶制丸药,还得顶着漫天飞雪下河敲开冰层,在冰水中洗中药,常常手冻着开裂,鲜血直流。面对这样的情境,我就想打"退堂鼓".不知道父亲怎么知道我的思想动态,很及时地给我来了一张便条:"兵儿,学中药苦虽苦些,但乐在其中。青年人总得有自己的一技之长,要记住,荒年饿不死手艺人。家中一切都好。勿念。"便条很短,也没有什么大道理,想到父亲从一个理发匠到地下党,再从地下党到一个基层医药公司的负责人,从未进过学堂、拜过师的他,还时常给病人开中药处方,这背后他付出了多少汗水。

几年之后,我被调到公司总部上班,自己也成了一个中层干部,父亲托人带了一张这样的便条:"兵儿,工作岗位与环境变了,初衷不能变,更要好好地工作。家中一切都好。勿念。"从这之后,我从公司的财务、仓库、办公室,辗转到经营科,这其中面对的挑战多多,诱惑也多多,但我记住了父亲的话,做人的初衷不变,一切都顺风顺水。

随着年龄逐渐增高,父亲的身体每况愈下。虽然他就医吃药因为是离休实报实销,在我的记忆中他没有住过院,唯独的一次住院,却是人生的诀别。平时吃药,他能省即省。年龄大了,自己不能亲自到单位报销,他怕子女们在报销中揩他的油,沾他的光,他曾托我给单位领导,带过这样的一个便条:"公司领导:我因身体欠佳,今后的医药费报销,由我子女代办,但一定以我盖章签字的为准,其它不予认可。特此相告。"由此可见,一个老共产党员的的风范。

2004年,自己所在的医药企业改制买断了,人到中年我成了下岗人员。当时,想想父亲便条上曾经说过的话,荒年饿不死手艺人,有这句话垫底,不再感到措手不及。渐渐地觉得自己年轻时得亏学了一门手艺,考了药师。自己就张罗着开了一家药店,日子由捉襟见肘,慢慢地变得自如起来。

父亲离开我已经有近二十年了,父亲的便条我珍藏至今,时常翻出看看。虽然父亲的便条,没有曾文公家书那样儒雅,没有傅雷家书那样温情,但却温暖、鞭策着我的一生,让我常读常新。

父亲的手艺

文/朱天衣

从小到大,家中绝大多数时间都是由母亲掌厨,若平日远庖厨的君子父亲卷起袖子做起羹汤来,那必是有特殊食材入门(如螃蟹、臭豆腐),要不就是大宴宾客时。父亲的刀工是出了名的细腻,请客必备的卤味拼盘一定得由他来操刀,牛肠海带豆干做底,牛腱肉切成薄片呈半透明状整齐铺排在最上层,盘缘则是以卤蛋瓣为装饰,最后再以西红柿雕花做画龙点睛之妙。

每当父亲在做这份细活时,我总会扒着桌缘看他一步步完成这件大事——除了贪图父亲把零星的食材塞入我的嘴里,我更喜欢看他似变魔术般把浑圆的卤蛋分割成一片片的花瓣,他以嘴含着棉线的一端,用手把线在蛋上绕一圈,换个角度再绕一圈,如此转个四回,八瓣蛋花就这么绽开了,即便后来我接管了家里的厨房,这门绝活却始终没学会。

在我们姊妹仨还一口乳牙时,每当要吃甘蔗,父亲也会不厌其烦地将那咬不动的节梗给去掉,再把甘蔗切成大小适口的一块块,放在碗里让我们享用。夏天热到不行时,父亲会骑脚踏车从外面搬回一块冰砖,随即用锉刀锉出一脸盆的碎冰,里面添加了些什么料已不复记忆,但那冰凉好滋味,却让我至今都无法忘怀。

吃凉面时,父亲会先把煮熟的肉块切细,连那小黄瓜也不用刨刀将就,仍是以刀工慢慢切出丝来,那份青绿鲜脆的口感就是不一样。饭后从水缸里抱出来的西瓜,他也会先把那猪尾巴般的一段藤蔓给片下来抹拭刀刃,随即切出一片片大小均等、厚度一致,像帆船一般的绿皮红肉瓜;若吃的是苹果水梨,我也会在旁边等着接收父亲以小刀削下如蛇状的果皮,好挂在脖子上当项链。

那时节,美援的面粉忒多,村子里的妈妈们便会变换出各式各样的面食点心,满足一家大小的肚腹,我们家也常做面点。每当包饺子时,都由父亲和面擀皮,当他卷起衣袖要大展身手时总会说:"好吃是饺子,舒服是倒着。"一旁只会按剂子的我,还没吃着饺子便已开心起来。若是做馒头包子,那么父亲一定会为我们姊妹仨各做一只小白兔,我也总会耐心地守候在蒸笼旁,等着那用红豆点缀双眼的小兔兔出炉。

父亲不仅厨艺精湛,在美术女红上也常是我们的靠山。我永远记得父亲和大姊连手制作的那个枕头套,绘制的是海底世界,那栩栩如生的水草,那五彩斑斓的热带鱼,简直如梦境般美到不可方物,此后有很长一段时间,我的涂鸦之作便是绕着那水草热带鱼转,它已似图腾般烙印在我脑海中了。当同学们头疼于铅笔素描或水墨国画时,我却老神在在,一点也不烦忧,因为回得家去父亲三两笔就为我解决了——但也就止于这些无关学业成绩的习作,其它功课乃至作文,我们都很识趣地绝不劳烦他。

尔后,我们姊妹仨陆续走上和父母一样写作的路。父亲也从未对我们下过指导棋,常是作品已登报了,他才知道。有一次上课时,学生突然问我:"老师为什么改作文时嘴揪揪的?"我当场失笑了起来,孩提时我也曾为父亲做事专注时嘴揪在一起深感疑惑,未料连这也能遗传。

父亲一向不说什么大道理,总以身教示我。虽则我是到了一个年纪才享受到写作及慢工出细活的意趣,但他常年伏在案上写作的身影以及那陪伴我成长的细腻手艺,早已潜移默化,成为我生命的底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