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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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我的父亲
文/飂飖
清明既是游园踏青的时节，更是追思亲人的日子。
每逢这个节令前后，我总能梦到父亲的身影，虽然父亲离开我已近13年了。
我家在一个小山村，家里五口人，经济来源只有父亲一个人的收入，在全家人省吃俭用下，日子过得其乐融融、井井有条。在我快乐无忧的成长过程中，记录了我与父亲点点滴滴的往事。
在我刚记事时，父亲每次挑水时，我总要黏着去帮忙，因为父亲肩膀上一边是水桶，一边是桶和桶里的我。虽然扁担在肩膀上的等分点不均，父亲担着水桶很吃力，但我和父亲还是非常开心的。
转眼就到了入学的年龄，我除了每天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还多了一份新的任务，那就是每天练习毛笔字。其他的小朋友都在外面自由自在地玩耍，而我必须得完成作业和练字的双重任务后，才能出去玩。
看着陪在我身边一丝不苟的父亲，并时不时手把手教我临摹写字，特别不理解。而当我捧着获得全县第一名的奖状时才明白，父亲给予了我一份无形的财富。
父亲也有犯痴的时候，每当我写作业累了，尤其是遇到从黑板上抄回来枯燥无味的加减乘除数学题时，我就要耍一下小聪明，哄父亲说帮我验算一下题的对错，父亲会欣然应允，掏出他随身携带的小算盘，不厌其烦地一道题一道题帮我验算。我也会骄傲地把父亲算盘上的数字悄悄填到答案处，嘴里还要附和着说"这道题对了",偶尔也会说"这道题错了，爸爸给我验出了错题".
到最后，我还会将耍小聪明的过程炫耀一番，但父亲也只是呵呵一乐，事情就过去了。
父亲有时也会骗人的，那年，我在千里之外读中专，父亲写信说想看一看我写给当地报社的"豆腐块",那时我写东西主要是为了将手写字变成铅字，旁边再署上自己给自己起的"笔名",还是挺自豪的。
父亲想看，那我就给寄了两篇"打油诗",直到假期回家，村里人和我谈起我写的"大作",才知道是父亲把他想看的东西给村里人显摆了，当时就和父亲生了好几天气。
当我为人父时，我才感受到，自己孩子哪怕有一点点成绩，都要胜过自己再多的荣誉，并且是自己最值得骄傲和吹捧的"资本".
父亲经历的工作岗位比较单一，但在工作岗位上一直任劳任怨、勤勤恳恳。直到有一天出差回来，父亲因高血压引起脑出血，才终止了工作生涯。但他用自己的毅力，加上母亲的精心护理，和病魔战斗了十年，但还是永远地离开了我们。那一年，父亲才64岁。
在生病期间，父亲的思维不是很清楚了，有时情绪很暴躁，谁的话也不听，但只要我出面和父亲交流，他便会像我小时候听话的模样，顺从安排。
父亲走了，留给儿女们的是深深的追思和回忆，和一张永远微笑着的照片。
我的父亲
文/郑松烨
清晨的秦岭山上，庙宇间传来钟声，禅师们在虔诚学佛。山下的印馆内，传出刀刻石头的磕碰声，那是父亲在以他的方式学佛，在修炼自己。
人生就是一场修行，父亲以苦行僧的方式在修行。
在我看来，父亲就是一个苦行僧，他在印学之路上不断地前行，他就是篆刻世界中的苦行僧。父亲从小就有一个当兵的梦，他曾离这个梦的实现仅有一步之遥，却因为没有给乡里的负责人送礼而被乡上阻拦。在别人的采访中他曾多次提到过这件事情，平时在和我的谈话中，也不知提到过多少次了，可见这件事在父亲的心里是多大的疙瘩。不过，如今提起来，父亲就带着调侃的语气说："咱人老实，不会送礼，只能当农民。如今搞篆刻，老老实实当个印田农人！"父亲扬起眉毛，哈哈笑着。
父亲就是个老实人，他天天在自己的印田里耕种着，一天也不曾停过。他总是笑着对朋友说自己的胳膊一边粗一边细。的确，很明显，父亲拿刻刀的右胳膊粗。可是，大家不知道的是，父亲的无名指因为老要扼住印石，都骨折了！刻印，父亲却还是坚持着自己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原则。
苦行僧的父亲对自己是严苛的，对于我这个儿子也一样严苛。我小时候爱捣蛋，每次做错了事，父亲瞪我一下，我就得倒吸三口凉气。他的眼神，不是慈爱的温暖教导人的那种方式，而像煎油泼到辣子上哧溜一声一碗油泼辣子就做好了的感觉。我低头，定定地立着，不敢动弹，直到他鼓起腮帮喊一声"出去耍去！"又刻起了他的印，我就赶紧如释重负连滚带爬地往外跑。
苦行僧的父亲，衣着上一样是苦行僧。衣裳上不舍得花钱，可是买起印石几万几万不眨眼。他喜欢穿宽松的衣服，口袋特别多的那种裤子和马甲，就像电视里当兵的那种装扮。"穿的什么名牌？咱人就是牌子！"说这话时，父亲挺直了腰杆，给自己竖起大拇指。 父亲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关中汉子，本来就个儿高身魁，这时，形象越显得高大。
现在，父亲做着自己的事，走着自己的路，感受着生命的精彩。父亲每天创作的佛像，菩萨像等，无疑是对自身生活经历和情感心态的一种表达。从这些佛像印中，能感受到一个经历过生活风风雨雨的人带来的感动。
父亲的路，是他自己走出来的，他在石中刻出了自己人生的感悟，刻出了深入骨髓的性格。
我的父亲
文/李青青
我出生在一个背靠大山的乡村。在那条街上，当时一溜顺出生的都是女孩儿。我出生后，奶奶抱着我走遍大半个村庄，到处炫耀自己孙女有多美。其实对我的到来，奶奶也是有些许失望的，但她在乡邻中表现得那样高调，都是因为我父亲的一句话："我喜欢闺女！"
记忆中，小时候我与姥姥一起生活的日子很多，现在想来，大体是因为我有两个弟弟，父母在城市工作太忙，带不过来我们姐弟三个。后来团圆了，弟弟冲着我喊名字，我记得很清楚，父亲扬起手对两个弟弟说："不喊姐姐，没有和姐姐说话的资格！"
我的舅舅是教师，当年我就是跟着舅舅读的书，五岁入学，后来辗转回到父母身边，已是小学毕业以后的事了，其间至少换过四所学校。记忆中最深刻的一件事，是我和一名男同学发生争执，他说我"乡巴佬儿",我觉得这是莫大的侮辱，鼓足了勇气，抓起文具盒摔在了他的脸上……父亲赶来时，我俩仍扭打在一起。回去的路上，我忐忑不安地跟在父亲身后，以为他会训斥我。但父亲在问明原因后，只说了一句："我们不惹事，但绝不能怕事。"
我的中考成绩离满分只差7分，报志愿时我填报了洛一高，却拿到了洛阳一师的录取通知书——父亲更改了我的志愿。我的成绩被洛一高录取应该没有问题，对此我一直耿耿于怀。这件事情，父亲一直没有给我个解释，我也从不敢问。后来我母亲说，你爸爸不愿意让女儿走得太远，就想留在身边。后来我自己做了母亲，有了女儿，才渐渐理解了父母的心。
在儿女面前，父亲一直扮演着严父的形象，不苟言笑，可如今在孙辈跟前，他的原则不知道丢到了哪里。父亲有时以"揍你"吓唬我们，但从没有真正打过孩子，还最痛恨打孩子的父母，他曾经和一个邻居发生争执，就是因为人家打了自己的孩子。和母亲的唠叨相比，父亲惜言如金，可是在人生的紧要关口，往往都是父亲的一句话让我一怔，让我一暖，让我受到一阵鼓舞。很多话让我至今一想起就落泪。
小时候我们从没缺过钱用，父亲不限制我们的零花钱，都是把零钱放在一个抽屉里，我们用时自己去拿，但是绝不可以花在"吃"和"学习"以外。父亲经常说，吃了就不叫花掉，学习也是，学到心里跟吃到肚里是一样的。我们姐弟三人在经济上总是信心满满，以为父亲就是自己取之不尽的财源。长大后才知道，父亲并不是不作难，只是他要在孩子们面前，扮演一座可以永远依靠的大山。
如今，父亲依然保持着他的"恶习","凶"儿女、宠孙辈、固执。但是我们姐弟看得懂父母的心，我们也在传承着父母身上的很多东西。
想起十五岁时躲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给父亲写信的情景，那封信偷偷地寄往他的办公室后，好长时间我都在等着父亲找我谈话。但我很失望，父亲毫无反应。后来，听母亲说，父亲不是没有反应，他的反应是，"青长大了".
在父亲节这天，长大的我写下这篇文字，不知道父亲这次会是什么反应。我想，不论父亲有没有反应，有怎样的反应，我们做儿女的，只有以不断"长大"来宽慰父母的心。
我的父亲
文/fRELNS
我和父亲并不像。
所以有一段时间怀疑过自己是否亲生。这种想法一直持续到我认同自己遗传了他的脾气。和大多数的一样，我和父亲并不多言，有时候也是见外的寒暄，但我们都会用眼睛的余光留意着对方的表情，以适当为下一个语境作反应。印象中他身体硬朗，肩膀有一股烟丝的辛辣味道，小时候常常玩骑马打仗，他紧紧托扶着我去触碰头顶上的东西，我咯咯地笑，看着一旁等待的哥哥。那时候没有玩具，我们在父亲的身上找到另一个游乐场。其实所有小孩眼中的父亲都是高伟且奥特曼般被尊崇。
父亲有着自己的原则且固执，所以他身上几乎都是同样的装束，衬衫西裤皮鞋，洗得有些发白，而且颜色差不多，皮鞋从来只是干布简单擦一下而不上鞋油，却仍是光亮。出门前他都会在镜子前把头发梳理整齐，衬衫一点一点对称地塞进西裤里面，然后用剪刀修剪一下鼻孔上异军突起的鼻毛。他长得很像奶奶，瘦削的脸有着很深的纹。他的真正烟龄已无从追溯，右手粗糙的手掌上连接着一根根被染黄的手指，我讨厌烟草的味道，却又有时候不抗拒那味道带来孩时如初的安全感。
父亲7岁的时候，爷爷在田埂中饿倒去世，那时是"三年困难时期".那个年代，对我来说十分遥远怪诞。仅从父亲偶尔的谈资中，知道那个年代的一些事和物，还有激情。我重复聆听那仿如隔世的事，心中总有不屑和过时感，以致后来每当父亲戏子上身说想当年时，我总是生厌借故遁走。如今他说过什么，我也大概忘了差不多，只记得他提起过的那首《闪闪红星》。奶奶后来改嫁，后来我父亲认识了我母亲。我只能从奶奶口中知道，父亲从小就很独立懂事，分担了家里很大部分农务。为了锻炼我们，父亲总是在暑假把我们三兄妹安放在奶奶那里帮忙插秧和晒谷子，他强调我们是农民的孩子。夏天的阳光白且浓烈，晒谷场是个嬉戏的好地方，我肆意奔跑，在谷堆里泥鳅般翻滚，然后感受风谷机吹来温热的风。然而任何任性总是需要代价的，晚上的我被芒尖扎得通体瘙痒无法入睡。但我仍然乐此不彼。
记忆里家里有一辆凤凰牌自行车，中间横着两条管，以今天标准判断是给姚明骑那种，大且笨重，父亲常用它从镇上载我回农村看望奶奶。那天我坐在后座上，眯着眼睛看指缝间的阳光，暖风从父亲身旁掠过，夹杂着红土的味道，村道两旁树上深绿的叶子层叠出影子，不稀落却斑驳，我听到枝叶摩擦的声音，沙沙沙，幻想着自己在一个蓝精灵的国度，安好的场景。再后来我睡着了，脚丫安然伸进了自行车后轮被严重夹伤，父亲慌忙把我送去镇上医院，可惜之后那段的记忆我遗失了。母亲每每提起都责怪父亲没多加注意，父亲也十分内疚，而我看着脚上那道伤疤一脸茫然。
大概我小学一年级，有一次我把口香糖黏在一个女生头发丝上，她剪不断理还乱浑欲不胜簪，老师把事情投诉给父亲，父亲回家后叫我罚立在方砖内，我暗爽以为到此为止，可是原来父亲只是写序，转头拿出正文鸡毛掸过来抽我一顿腓肠肌。我没哭，他也没问我什么原因。我想告诉他因为我看见她往燕子的水壶里吐口水。燕子是坐在班里最后一排，一个有唐氏综合症的女生。
初中时候我家从小镇搬到小城，因为方言上的差异，我那时候并不与人多语，寄情书籍。除了一些人之初、知音外，我也看一些顾城、王小波之流。这是凤姐不能比拟的。那时我年少轻狂，也曾以为自己通博古今，相貌掷果盈车，可惜现实却是虚白无力。父亲仍然坚守着属于他那个年代特有的迂腐和古板，我们平时交流也是相见如宾，浅尝辄止。他从来都是想问我什么，然后我转身进了房间关上门。
和大多数人一样，我们都在叛逆的年龄叛逆。父亲赋含党章教条式的絮聒，套用他的人生标准去衡量别人，我内心是厌倦和反感。也因此我们会为一件事情相持和争论，这让他很生气，而我也从来没有退让的意思，即使我们互相歇斯底里的咆哮。我一直忽略了，我们在这点是如此相似。
与父亲的缓和，是直到我搬了出去，虽然距离不远。那时候工作很忙，经常加班，我与父亲的关系替而代之是另一种微妙的关怀。母亲常常给电话我，问我一些工作和生活的琐事，父亲总会在挂机前抢过母亲手中的手机，用着一惯的语调问我一些问题，我机械式回答。我曾经以为，这是青春给予我们的权利，可以去任意践踏那理所当然的关爱。
有时候，我多么希望自己是个医生，像周树人的初衷，我只想救治那些罹患伤痛的病人。
阳台边上有棵三角梅，是我从小镇带来小城的，我和父亲说这是故乡的土和植株。如今早已枯萎只余残枝，父亲仍然每天浇着水，我重复多次告诉他别再徒劳，他总是应声答应，然后依然。父亲现在每每看到楼下相拥的行人中，有年轻的父母拉着儿女的手时，他的眼神总会在他们的身上停留，然后慢慢的微笑。有时候他会突然给电话我，说晚上梦见我，骑着自行车载我去看望奶奶。时间，如果可以定格一瞬间，如果可以不长大，我多想坐在父亲的自行车后座上，在那个阳光斑驳的下午，一直嬉笑下去。
父亲病了以后，他从来没说过疼痛，似乎在我们面前，他永远是大人的角色。父亲走动没有以前灵活，我上前扶他也被慢慢推开。他总是坚持自己走上楼梯，手扶着掉灰的砖墙，先右脚踏一步，左脚大腿再缓慢抬起放在第二级，如此重复，那双曾经光亮的皮鞋早被磨去了皮。回到家门时，他喘着气，汗水也沾湿了背，半身是灰。父亲已不常下楼，偶尔也是买烟，我告诫他不要再如此妄执，有次和他为戒烟与否再度相持，我很多天没回家。那天我在自己家阳台晾衣服，看到他在我楼下来回踱步，仍然是拖着那半边似乎不属于他自己的身体，缓慢拖沓地走，时而抬头看我住的楼层，浑浊的眼里充满一种期待和关切。我蹲下在角落里，泪眼婆娑。
我拿钥匙开门的时候，父亲听到了声音，看见我回来，他眼睛突然亮了起来，很开心地问我放学啦。此刻的他，像个孩子。
厅里的电视在播放着猫和老鼠，父亲扶坐在椅上，左手自然下垂在一边，喃喃继续说着我听不清的语句。我看到他穿了一双崭新的布鞋，类似回力的白色帆布鞋，鞋带错落在一旁。我内心一阵触动。
我上前帮他整理好衣服和领口，系上鞋带。坐在他身边，把手放在他肩膀上，紧紧触拥。
这是我的父亲，5年前，他得了出血性脑中风。
我的父亲
文/刘珊侠
每当提到父亲，心情总会突然间变得沉重。对于我来说，内里包含着太多的愧疚和感恩之情。一想起那远在老家年迈孤独的背影，总忍不住泪水盈眶……
父亲有个哥哥，也就是我的伯伯。伯伯突然病故后留下了两个年幼的孩子，一个两岁另一个六个月。他们就是我的大哥和大姐。伯母离家出走，此后再无音信。面对两个稚嫩的生命，父亲别无选择，把两个孩子揽进了他的怀抱，从此做了那个年代的未婚爸爸，那年他十八。
我的父亲，年轻时是个军人。身高一米八三，身材魁梧，走起路来步伐矫健脚下生风，十里八村的小伙子没有能比得过他的。父亲脾气大像个"爆破筒",天生一张军人的脸，棱角分明刚毅威严，而且下巴上还长着一颗"伟人痣",这让儿时的我心里对他充满骄傲和崇拜。
那时正是美越交战时期，我们兄妹最喜欢听他讲部队里的新鲜事，讲他多次参加连队任务，讲翻山越岭渡河跨沟为兄弟般的越南同志运送援助物资，也吃惊地听过父亲训练投弹超过60米远的"奇事".有一次还拿回了部队考核获得的优秀射击手奖状，这让我们在同伴那里美美炫耀了好久。所有故事里，最让父亲无比自豪而又遗憾万分的是，一次去北京差一点就见到了毛主席！每当讲起部队的生活，我们一家人围坐一圈，七嘴八舌地问，个个眼里溢满了兴奋和幸福。
然而，父亲还是回乡做了个农民。旧年家境贫寒儿女多，屋里还有高龄多病的奶奶要人照顾，他决然辞掉了退伍后安排的多个工作，担起了养家的重担。乡上村里的见他都说他傻，那么好的机会多少人梦寐以求，你却放弃了。其实我了解父亲，知道面对人生无奈的选择，他的心里藏着太多的责任、无奈和遗憾。
在我的印象里，父亲欢乐的时光总是很短暂，没过几天享福的日子，可是给予我的父爱却深深地烙在了我的心底。父亲38岁那年给综合厂开车，有一次夜里过山路翻车了摔伤了一条腿，因为腿不能动就在家养伤照看我。家里的院子就成了我的课堂和操场，父亲天天拿长条石在地上教我写字画画，教育我做人要忠厚老实，孝敬长辈，见人得有礼貌。有时太阳好，他让我搬个小凳子坐在旁边，学着母亲的样子给我梳头发，歪歪扭扭地编两个麻花辫，再用红头绳一圈一圈缠着绑上。父亲的手法很生硬，但是他的动作却特别的轻柔。太阳暖暖地照在花衣裳上，我懒懒地闭着眼睛把头枕在爸爸的膝盖上，睡了很长很长时间。
岁月可以给人圆满，也能催人离别。就像花开花落的本来，人聚人散的自然。父亲老了许多，他的脸上有了很深的纹路，笔直的腰背渐渐地弯曲了，时而能听到他轻轻的叹息，说自己不好，让我们上的学太少，特别放心不下我。父母的眼光真的可以看透未来。几年后，我有了自己的婚姻，却发现自己永远都是一个弱者。每当装作若无其事地回家，他总会一眼猜透我的心思。开始父亲会将我一阵训斥，可时间不长，就会满是心疼地安慰我说，成了家就再也不能像从前那样随心任性地过日子，得学会为家多操心多挑担子。
我走的时候，父亲的眼神里存着太多的不舍，左叮咛右嘱咐地送我走出长长的一段路。远处，当我回头还能看到父亲佝偻的身影依然站在那里，泪水便喷涌而出。
感谢生活让我有这样一个家，有这样一位父亲。
我的父亲
文/葛林浩
我的父亲葛京元，1924年出生在山东掖县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父亲学过工，当过兵，做过农民，他的一生充满了坎坷与艰辛。
父亲天资聪慧，九岁时爷爷送他到当地的私塾学习，由于家庭困难，只上了二年就辍学回家随爷爷务农了。父亲常瞒着祖父，偷偷地在学校窗下听老师讲课，靠自学成了村中不多的文化人。父亲十六岁那年，祖父托人将他带到大连一家木器厂当学徒工。来大连的第二年，父亲在拆一处旧房子时，脚受伤化脓感染。狠心的老板见父亲失去了劳动能力，竟把父亲撵出了工厂。父亲拖着一条流脓的腿，忍着巨痛，沿街乞讨，亏了几个同乡送父亲去医院才治好了腿伤。治病借了很多钱，为还债，父亲又到一家店铺打工，任务是负责送货。有一天晚上天很黑，父亲摸黑送货时误入鬼子禁区，被抓到了日本宪兵队。鬼子怀疑父亲是抗日分子，对父亲严刑拷打，又是好心的同乡作保才将父亲救了出来。从此，父亲恨透了鬼子，他联系工友程义建回家乡找部队打鬼子，就这样他俩到驻扎在掖南的"十三区"（国民党杂牌部队）当了兵。但这支队伍并不抗日，只会欺压老百姓。在父亲当兵不久，部队遭遇了鬼子的队伍，仅打了一仗便溃不成军。在这次战斗中，程义建牺牲了，父亲被俘。父亲因不愿当伪军，逃跑未成被捉回投进了监狱。在狱中父亲遭受过伪军团长毒打，为此父亲身上、头上留下了多处伤疤。三个月后，祖父卖了八亩地，将父亲赎回了家。回村后，父亲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组织，担任了村民兵指导员。父亲带领这支队伍，积极组织生产，为八路军筹集军粮，配合三区地方武装，开展对日伪军的反扫荡，多次带领民兵协同参加攻打日伪据点的战斗。
日本投降后，1946年，蒋介石的几十万军队重点进攻延安和山东解放区。父亲又跟着共产党参加了保卫和平，打倒国民党蒋介石的战斗。这时父亲担任村自卫团长，我党组织鲁南、莱芜等战役时，作为后方的掖县成立了支前大队，由三区区长周春任大队长，父亲担任大队长助理。当时正值天寒地冻的冬季，支前民工冒着刺骨寒风和敌机狂轰滥炸，牵着毛驴，拉着板车，抬着担架向前线运送弹药粮食，向后方运送伤员。在支前的路上，个别民工对来势汹汹的蒋军产生畏惧悲观情绪，甚至出现开小差现象，为胜利完成支前任务，父亲利用是乡亲、街坊的有利条件，协助周区长耐心做民工思想工作，宣传共产党解放军必胜的信念。在行进中唱京剧，讲笑话，以此鼓舞民工的士气。就在父亲支前的途中我出生了，得到喜讯后，父亲开玩笑说："好啊，我们得了一发‘大炮弹’，投向‘蒋该死’，准砸他个稀巴烂！"因父亲的一句玩笑话，"炮弹"成了我的一个别名。大队长周春在一次敌机的轰炸时牺牲了，周春牺牲后父亲独自一人带领民工圆满完成了支前任务，为鲁南战役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战役结束后，父亲被授予支前模范光荣称号，并颁发了由陈毅、粟裕签名的奖状。
1959年在绝大多数村民投票选举父亲继续任生产队长时，有人向公社举报父亲是个"兵痞".我至今记得父亲深夜在煤油灯下向公社领导写申诉信的情形，但在那个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申诉当然无济于事，公社还是撤了父亲的生产队长职务。而这时家中的变故不断，祖母患中毒性痢疾去世了，爷爷患心脏病50多岁常年卧床不起，接着三叔患了黑热病全身浮肿，骨瘦如柴，父亲用小木车推着爷爷、叔叔走上了求医之路。什么掖城、100多里外的平度县医院都去过。当时由于医疗水平低，始终诊断不清，病情在不断恶化。有些好心的邻居劝父亲不要给他们治了，但父亲却从不言放弃，横下一条心给他们治病。家中没钱，先是变卖了我母亲的嫁妆、首饰，去街坊邻居、亲戚中借钱为亲人治病。为此，我家已是债台高筑。生活中往往是"祸不单行",刚刚为叔叔治好病，二弟三弟又相继患了骨结核。在当地卫生所三弟的病治愈了，二弟的病却是久治不愈，父亲又用小推车推着二弟走上了求医之路。
家中常年有病人，再加孩子多，没有劳力，母亲也同男人一样下田间劳动，我在星期日、假期里也参加生产队劳动，帮父母挣点工分，大妹小学三年级就辍学回家务农，就这样，我家挣的工分还是不够分粮食的钱。家里分的口粮不但比别人家少，年底生产队结算分红时，我家不但分不到现金，倒还要欠生产队里的钱。那时家中总是要缺多半年的口粮，以糠拌野菜裹腹是很平常的事。母亲喂的几只鸡下的蛋不舍得吃，拿到集上卖了换点零化钱，一年中如果能喂出一头猪，这是家中最大的经济收入了。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是我家最为困难时期，为了脱贫，父亲就在我家刚分到的自留地上动脑筋。这块自留地土改前实际上就是我家祖地，它南靠山坡，北邻小河。父亲在山坡上种植了桃树、杏树、山楂、梨树，足足有百十棵。由于靠河，夏天河水涨时，自留地里种的蔬菜、庄稼常常被水淹了，往往是颗粒无收。为了解决水灾问题，父亲决定在靠河的一面修一个拦水坝。白天父亲要参加生产队劳动，他就三更天起床，摸黑到河滩上拣石头，彻石头。就这样用了二个月的
时间，硬是垒起了一座约长100米的拦水坝，从此我家的自留地彻底解决了水患。
1979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祖国大地，农村实行了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允许农民开展多种经营，至此父亲开始走上了致富之路。当时县外贸扶贫工作队来我们村宣传推广饲养土耳其长毛兔，这种兔毛能出口到国外，有较高的经济效益。父亲经过认真分析后认为，养兔成本低，兔毛国家直接收购，不愁销路，这是快速致富的极好机会。于是父亲在村中第一个报名饲养长毛兔，工作队无偿送了4只种兔。父亲既当瓦工又当木工自力更生建造兔舍，在自家的院内及大门里的过道两旁，盖起了一排排的兔舍。没有钱买饲料，他就发动全家男女老少齐出动，到田间山沟采集野菜杂草。父亲还购买书籍，自学养殖知识，实行科学喂养。经过努力，兔子的数量由最初的4只发展到数百只兔子，最多时近千只。通过卖种兔和向收购站卖兔毛，很快就成了全县农村为数不多的万元户，一举摘掉多年来压在他头上的"贫困帽子".有了钱，父亲盖了新房，给二弟治好了病，给三弟成了家。父亲成了远近闻名的"养兔大王",一时间来我家参观学习的络绎不绝。父亲总是热情接待，毫无保留向来参观学习的群众传授养兔经验，向穷苦乡亲无偿赠送种兔。父亲还多次到掖县及烟台市组织的大会上介绍致富经验，党和政府给了父亲很多荣誉，被评为县劳动模范、勤劳致富标兵。父亲披红戴花参加了县劳模大会，县委书记亲自为父亲授奖。在改革开放的早期，父亲响应党的号召，靠他的智慧、勤劳，成为掖县首批勤劳致富的带头人。
父亲是一个乐观豁达的人。实际上，父亲的壮年及步入老年的初期，一直忍受着疾病和贫穷的双重折磨，可以说是贫病交加。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常搞修水库、修路等公益事业，父亲都是积极走在前头，那时多去几十多里外的工地，吃住在工地上。在严寒的冬天，父亲只盖着一床破毯子过夜，常年的劳累、生活的艰辛使他在四十多岁就患上了严重的心脏病（扩张性心肌病）。但父亲并没有被生活的磨难所吓倒，而是始终抱着乐观的生活状态。他常说"困难并可怕，可怕的是悲观失望就会失去生活的勇气，也就很难战胜困难".在最艰苦的年代里，父亲从未在家中表现出愁眉苦脸样子，总是乐呵呵的，田间地头常常传来父亲的歌声。父亲是农村的文艺骨干，他自编自导过快板剧，擅长京剧。在冬闲时月和春节期间，父亲组织农村业余剧团到乡村巡回演出，为穷苦的乡亲送去欢乐。父亲心灵手巧，为了谋生，不光农活做的好，而且会很多手艺，他是一个很不错的瓦工，也是个石匠，同时还会木工活。我们村庄北头的胜利石桥是他设计和主持建造的，连桥头上的"胜利桥"几个大字都是他雕刻的。
转眼间父亲已离开我们十五个年头了，而我也由壮年步入了老年。但每当想起他老人家的时候，父亲在那极其艰难困苦的岁月里，为赶走日本鬼子、建立新中国奋勇向前的身影便清晰地呈现在我的脑海里。我始终忘不了父亲是如何在别人歧视的眼光里含辛茹苦地支撑着大小十口人的家庭；我始终忘不了父亲是如何用惊人的耐性和孝心，悉心照料常年患病卧床不起的爷爷，穷尽一切为胞弟、儿子治病，抚育着不谙世事的六个孩子；更让我不能忘怀的是父亲面对一次次人生失败那从不言败，永不向困难低头的精神。父亲的一生是平凡的，作为一个农民他又是伟大的。父亲那追求光明、爱憎分明、宽厚待人的品德，对困难永不低头和乐观向上的精神，始终在激励着他的儿孙们。
遥祝天国里的父亲永享安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