务农俵冲斗

一九六九年的二月份，临近春节的一天，我冒着凛冽的寒风，纷扬的大雪，只身下乡来到了绥宁县联丰公社大团大队俵冲斗生产队。

这是一个侗族小村庄，位于绥宁县最西边与怀化市通道侗族自治县搭界之地。整个村寨掩映在密树丛林中，一湾溪水静静地绕村流过，依山而建的吊脚楼，鳞次栉比户户相连。村后的原始森林中不时还有豹子、野猪出没，令人胆颤心惊。山民上山割生漆、采松油，都是带着猎狗与猎枪结伴而行。房前屋后的梯田层层叠叠，整个村庄犹如一幅淡淡的水墨。侗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归，祖祖辈辈辛劳地躬耕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

这里小水电十分发达，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乡民们就用上了电，加之森林资源丰富，每个劳动日价值七毛钱，比起那些每个劳动日只值两三毛钱的地方来说，当时算得上富庶之地了。侗人们大都喜穿自织、自染的侗布，好青黑色。男人用几米长的青布缠头，女人常穿黑色的百褶裙，喜欢佩戴银帽、银花、项圈、手镯等银饰物，上衣常用红、蓝、紫色的花边点缀，色调明快恬静，柔和而娴雅，款款走来，银光闪闪，叮当作响。

村民们对于我的到来，既热情大方，又惊奇疑惑，这可能是第一次有了城里“细伢子”入住他们村寨。他们围着我问长问短：“邵阳在哪里？远不远？大不大？”在他们心目中，除了北京，公社所在地的寨市就是最大的地方了。定居下来后，村民们不管男女老幼都亲切称呼我为“老邓”，尽管那时我才21岁。他们手把手地教会了我挖土种菜，插秧割稻，打禾拌谷，犁田耙田。别小看了犁田，它不仅是一件力气活，也是一件技术活。犁田时，一只手要掌握犁头用力的轻重，用力小了犁不着土，叫“飘犁”，用力大了犁吃土太深叫“沉犁”，牛拉不动，犁田的人也吃亏。另一只手要拉着缰绳拿着鞭子吆喝着牛前行，只有左右手协调配合，才能犁出黑油油的田泥来。初学时我不是飘了犁就是沉了犁，不是忘了松缰绳让牛走，就是猛扬鞭大声吆喝，惊得牛拉着空犁飞跑，自己也扑通扑通地摔倒在田里。生产队的陆队长是种田的老把式，硬是下田教了我一个星期才使我初步掌握了犁耙田技术。三个月后，队里见我做农活拿得起放得下，给我评了一个“壮劳力10分工”，对我一点儿也不挤板吃生。那时，我挑着百十来斤的担子送公粮，走四五里地都不用歇肩，每餐能吃一斤半米。村里的大妈、大嫂们见我吃得多，又是一个人单独生活，不时给我送来时鲜蔬菜，炒好的酸菜杂菜，腊肉、小鱼小虾，山中野味，还送来米、油、糍粑等，使我衣食无忧。我也用自学的理发手艺，给村民们剃头理发，讲文革到全国各地串联的故事。我感觉自己是完完全全融化到了村民之中了，村民们也把我看成是自己的亲人，侗家的儿子。那年夏天队里一致评选“老邓”出席了全县优秀知青劳模大会。

更使人难忘的是侗家人有个习俗，在孩子出生不久以后，要找一个外乡人认作亲爹，以便将来娃儿好带。这样，我这个远道而来的外乡人就成了好几户人家的抢手货。最后，我与一位叫陆安德的人家结成了亲家。安德那年才19岁就做了父亲，生了个男孩乳名叫小毛，孩子满月那天，安德家置办了酒席，请我上座。孩子奶奶抱着小毛，向我作了三个揖，然后要我把他们事先准备好的小鞋，小衣，银手镯，长命锁等东西，以我的名义送给宝宝并给他穿戴起立，大礼就此告成，小毛就成了我的亲崽。如今，小毛也是快五十岁的人了。打那以后，安德一家人对我更是照顾有加。为了不使我感到孤单，安德送了一条小狗给我，我给它起名叫“小龙”。从此以后，无论在田间地头，山里山外，送粮路上，小龙前蹿后跳地跟着我，晚上就睡在我的床前，成了我形影不离的朋友。收割季节的一天，我和村民们在深山的梯田里割稻子，小龙欢快地在稻田里打滚嬉闹。正当我捏着一把稻子要割时，小龙突然朝着我汪汪大叫，并用前脚拼命地撕扯着我的衣服，我松手一看，原来刚才那把稻子上，爬着一条青黄色尺来许长的小蛇，后得知这是当地深山老林中常出没的一种叫竹叶青的剧毒蛇。要不是小龙的惊觉，一当被其咬，我可能有性命之忧。自此，我和小龙更有着一种相依为命的感觉。

一九六九年的九月，正当大队要发展我入党之时，招工开始了，一方面侗村的老乡们舍不得我走，另一方面，又怕耽误了我的前程，他们向上级第一批推荐了我。九月二十九日那天，侗寨全村的乡亲们倾巢而出，敲锣打鼓，燃放鞭炮把我送上了回城的汽车。此时，我已是热泪满襟，不能自已。汽车启动了，忽然，我听到了小龙熟悉的汪汪声，它跟着汽车拼命地跑着，直到汽车远去，消失在漫天的扬尘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