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架可能的木梯

“老鼠和麻雀的世界，就是这样。渺小、平庸、猥琐、自私，最终战胜强大、美丽和献身精神。”这是1985年周涛在《猛禽》一文中写下的文字。三十年过后，再次捧读，仍有那种持续不断碰撞灵魂的激荡。冥冥之间，觉得周涛不是一个作家，而是一个预言家。他先知先觉一般地看见。写下这段文字时，周涛不到四十岁，如今他已是年近七旬的老人。周涛老了吗？这是瞬间疑惑。但我以为他没有老，在他的文字中依旧年轻，英气逼人。年轻时的周涛行文做事，向来率性、犀利、尖锐，他从不掩藏这种性格中的乖戾、张扬，这在他的文字中颇有彰显。当年提起西部诗人，青海有昌耀，新疆有周涛。双星烁闪，激扬着一个时代。而之后，周涛似乎写散文的名气，愈来愈大过诗名。谁也无法猜测命运这只手掌如何覆反。

但在它的掌心掌背却藏着最深的黑暗与覆灭，还有玄机。

对于命运，我向来有一种莫名敬畏。每每听到有人张扬着、叫嚣着要把命运握在自己手中，我内心都会生出无端惶恐。也不免问：这可能吗？在这一点，我的看法是，与其欣赏巴尔扎克手中无所不能的“手杖”，不如更加信任卡夫卡手中那根充满胆怯与小心的“手杖”。一根扫荡命运的手杖与一根小心触碰命运的手杖，同样具有永恒意味和价值。昌耀的诗，何其浑莽、苍然、雄阔，又何其瑰丽、温婉、柔情，但这都不能改变他充满苦堪和悲情的人生命运。昌耀去世后，周涛在一篇纪念他的文章这样说：“所谓昌耀，就是当今中国行吟在青海高原上的屈原！这位命运的逐臣、艺术的孤立者同样不为人理解，区别在于屈原的忠心孤愤不为楚王解，昌耀的绝世诗篇不与国人通。”周涛还说读了昌耀的诗歌使他“意识到大师的存在和经典的凝重”。这种惺惺相惜的深切与谙熟，又有几人可以知解呢？

写下纪念昌耀离世《羞涩与庄严》这篇文字的周涛，相距写下《猛禽》时的周涛，隔开着近二十年。这时的周涛，已被岁月流逝无情剥去华年，俨然是一个渐渐坠入老年边缘的中年人了。人生倥偬。昌耀死了，周涛还活着。在《羞涩与庄严》一文中，我除去读出周涛在苍凉中写下的一份满怀纪念与追缅的真情，还微微感到诗人那种知音不在的孤独与戕痛。西部的天空，孤星难眠。我觉得这时的周涛更像一个诗人。诗并不以形式——文字分行，或稔熟诗道和技艺而存在，它最直接的源动来自人内心深处火焰般炙烤或冰冻般冷凝灵魂的诗情。

周涛在本质上还是一个诗人。他写下的那些文字，从没有远离在他内心被奉为圭臬与神明的诗歌。但另一个事实是，时代向前滚滚而去的尘埃在淹没，昌耀和他正在被忘记。在我和些许年轻才俊闲聊时，竟有不知周涛和昌耀者。这有何不妥吗？当然没有。对此，我只有一份莫名的慨叹与沉默。但文学史和诗歌史是不会忘记昌耀和周涛的。这是不是命运呢？文学或作家的命运。

我没有能力回答这样的问题。我只是想，在这样的问题面前，人不可避免地做着选择和分化。而任何看似想当然、所以然的正解，对于文学来说并不是恰当的。它还有可能滑向荒谬。因为它没有权利回答明天。那些永远守在“法”的门外，像似具有某种特权阻止他人进入“法”的大门的人，同样也不会有进入人类精神永恒之殿的资格。而在文学的圣殿里，昌耀和周涛，早已不请自在。这也许就是文学或文学精神不灭的根由吧。

我相信阅读史也不会拒绝昌耀和周涛，或是像昌耀和周涛这样的作家。起码，在我个人的阅读史中，我已相信了周涛，而昌耀已然端坐在大师的星座上。我不止一次在仰视中，细细打量昌耀那具有“紫金冠”一般质地的灵魂。那是永生者的光芒。

而周涛呢，他在一个远处，把目光中沉淀了灵魂的沉静与悠远投向苍穹和大地。他的思想依旧像鹰一样雄健、犀利，随时准备撕开天幕的晦暗。“我就是从这怪物一样的山上长出来的一块灰褐色生命，一块长翅膀的石头。”这一段同样来自《猛禽》一文中，描述鹰的话语，不啻就是周涛的形象自画。现在，周涛更像这样一块有着生命心跳和智慧翅膀、孤然守立荒漠的巨石了。

也只有他，像一只鹰一样站在一片漠荒的高处，处变不惊。

这样的孤独与超然同样不为“世人解”。但对于周涛来说，这已经无所谓了。一个老年人唯一的优势就是在渐渐习惯孤独和寂寞。

时间和岁月恩宠或边缘一个人的方式就是如此。

在周涛和昌耀之间，我忽然看到像重现一般的歌德与席勒的友谊。它们之间何其相似。只是一个发生在遥远的西方，另一个存在于东方高原与大漠之间。是谁在安排这种超越命运的际遇？于此，是否有理由相信在人类文明的圣殿内，那些具有伟大质地的心灵，已然超越地域、种族、文化的界隔，它们共同承袭的是同一条人类精神血脉呢？而那些在刻意制造隔阂、肆意分裂、无端疏远。盲目自大的人，又会怎样呢？历史会回答一切。历史也一直在公平公正地回答着一切。

我也相信阅读史，它一直在向未来延伸和铺展一条人类精神的进阶之路。

手中这本《中华散文珍藏本——周涛卷》购得后，多次反复倾读。当年一人细心包下的两层报纸书皮，已经磨穿多处，皮面上的陈旧垢色自不必说。谁也不知道一本书会在岁月的辗转中，又能给人留下怎样的心香与温暖，还有记忆。这本书（人文社）1995年出版，距今也已有二十年。二十年内，一本书被人念挂，捧读，相随相伴，这该是一个喜欢读书的人的幸运。而写下这本书的作者，也该是一个幸福的人。作品被人喜欢，这对作家来说无疑是最具安慰的事情。这本散文集即出，便或“鲁迅文学奖”，它对于周涛来说，也是实至名归。

一个人喜欢一个作家常常是没有理由的，即便是有理由，一旦说出便也无趣。我觉得周涛就像内心永远存在的一个谜一样，也只有这样，他才持续燃烧我的热情。在《捉不住的鼬鼠》这篇文字里，周涛开头就说“我一出世就沉没在时间里了”，但在写过一阵子后，他笔锋一转却说出“时间是空的”。这并不是周涛狡黠，而是他，看出了万物在虚空中的既存本质，但又不能说破的玄奥。

意大利人卡尔维诺在一本书中说，在遥远的古代，一个说不清年份的时间里，月亮离地球很近，近到只要支上一架木梯就可爬到月亮上去。读到这样的文字时，我有些震惊。这有点像我们支上一个木梯，就可翻墙到邻居家。我相信卡尔维诺并不是在讲一个童话或是寓言，但我相信一个作家可以在写作中制造这样的现实。它从来不会被拒绝。

而这样的现实，似乎也在一直成全着作家和作家的写作。

周涛显然不是卡尔维诺那样的作家。要是让周涛选择，显然他也不会去做卡尔维诺式的作家。他不需要。周涛只做更像自己的作家，或者说他一直在用作品塑造自己。这是一个作家的品质。我想，他做到了。

现在，如果继续回到一架木梯的话题，我觉得在周涛和卡尔维诺之间存在一架木梯的可能性，要远远大于地球和月亮之间。即便是相隔万里，对于作家来说，永远存在成为精神邻居的可能性。或许，更现实的可能是，阅读也已把一架木梯搭在了周涛与卡尔维诺的门墙上。

它空着的梯级上，是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