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上
人生在世，没有不上路不在旅途的。我虽然出生在新中国成立前，但长在新中国成立后，亲眼目睹了改革开放前后上路、路上之两重天。我的老家在青海省同仁县，当年阿爸携我和二姐逃难到毗邻的甘肃省的拉卜楞镇，投奔大姐。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阿爸和二姐回家种地，而我留在拉卜楞镇生活、上学。1953年夏放暑假后，阿爸接我和大姐回老家探亲。我骑上毛驴，未走多久便浑身酸困疼痛，就像抽了筋、折了骨、散了架子似的。屁股也被驴的脊梁骨磨得蹭开了皮，流出涔涔血水来。两天下来，到老家屁股烧灼烧灼，不敢坐地。
返程更惨。秋收一过，殷实人家便会串联结伙，组成骡、驴驮队，把面粉、水果运到拉卜楞镇卖钱，再买回生活生产资料。那些日子，热贡至拉卜楞镇的路上人影络绎不绝。由于人多驮畜多，中途歇夜的瓜什则寺已无住处，晚上我们就露宿在深山老林的一面峭壁之下。到了后半夜，我们在驴骡才能辨认的羊肠小道上上路了。
还是家中的那头灰驴，只不过这次我被搁在驴背左面的背篼中了。背篼里蜷曲难受，迷迷瞪瞪中我昏睡过去。不知啥时候，屁股重重一蹾，疼得我龇牙咧嘴。但困意阵阵袭来，我又睡着了。后来听见耳畔有大姐的嘤嘤哭泣声、阿爸的急切呼喊声。我睁开惺忪的睡眼一看，天色蒙蒙亮，我周围都是熟悉的面孔。原来灰驴夜里看不清路，打了个趔趄，背篼里的我便被弹出，抛在了草丛里，直到天色发亮，阿爸和大姐才看清背篼里空空的，便急惶惶地掉头寻我来……
参加工作分配到县上后，唯一的交通工具就是马。常常要独立出行完成公务，而草原上的地形又常常相似，也没有标记，很容易迷路。如何在草原上辨识方向和路径？我最早的一位藏族领导曾教我记住：你走过一截，回头再看看身后的山包、山峦走向、色泽、形状是什么样，有什么不同，牢牢记住差异，那就是路标。
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还是茫茫草原，还是一座座山来一道道川，还是牛马的蹄印，羊群屙下的粪蛋蛋，就是没有一条自行车可行的小道，更不用说牛车、马车、汽车走的路。仿佛公路与草原绝了缘，现代交通抛弃了雪域高原。
有路还得有车，没车那路也就成了摆设，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那车金贵得就像元宝一样，来往于草原和省城兰州的班车，几乎全是卡车，坐轿车连梦中都不敢去想。1958年秋，我被招到西北民族学院（现西北民族大学）预科上学，拉我们的卡车是从兰州租来的，敞篷，车厢里空空荡荡，无遮无拦，不挡风不挡雨。行李就是座椅，没有行李就只能蹴着蹲着。256公里走了将近十五个小时。
去也难，回家更难。1961年寒假要回家，汽车客运站内候车厅人满为患，连插脚之地也没有，我们只得在门洞一侧找了个地方，打开行李，准备夜里蹲守，起个大早买票。想不到票没有买到，压到枕头底下的干粮却不见了。那是三天的干粮啊！过了两天，终于等到一辆煤车。在临夏县一小店中歇夜，小客店只有炉子，不供应煤，小房子冷如冰窖。我们从车上抱下一簸箕煤生起炉子取暖。到半夜，我们煤气中毒了，但总算捡回了一条命。那个年代上路到处潜藏着风险。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上路难的状况还是没有大的改观，下乡调查、宣传、采访还是靠骑马，能坐上手扶拖拉机、履带式拖拉机那就算幸运。全县当时只有四辆车。夏河县是雪域高原东北部藏区人口最稠密的县之一，就这点交通家底。
改革开放的春风虽然姗姗来迟，但终究“一夜梨花遍地白”，我家乡的路啊，五彩锦缎般铺陈开去伸向四面八方，把草原装扮得花团锦簇，美不胜收。上路难、路上难成了昔日的破皮袄，抛进了记忆的旮旯中。那过去梦都不敢梦的夏河至热贡的跨省县乡公路，早修成了宽敞平坦的柏油大道，两天的路程一下浓缩成了一个小时三十分钟；乡间统统通了汽车路，村村都是硬化路，下雨下雪也不怕道路泥泞。草原牧户大半购有客货两用的皮卡车，搬圈转场再也不用骑马赶牛翻山越岭，辛苦跋涉数天了。串门购货那更是一溜烟的工夫。至于摩托，更是年轻人的时尚，几乎人手一骑。骏马如今只成了牧人的一种符号、装饰。当年买不到票，坐不上车的景象也如云雾被现代化吹得无影无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