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诽

愤怒记恨吗？暴跳如雷吗？以牙还牙吗？……一个人在他无辜受到非议，诽谤，甚至陷害时，最容易作出的举动，可能都是这样的，如果不能平息心中的怒火，以牙抵牙，以血还血也是可能的。我不排除我就没有这样的心思，因为我不是圣人，所以我也会，特别是在年轻的时候，血气方刚，谁能咽下被人非议、被人诽谤、被人陷害的恶气呢？

好在是，人在一天天地经历，一天天地变老，到了一定的年龄，回头来看，不难看出怀有以恶制恶、以暴制暴的心理，是多么幼稚的一件事，太不值得了。

我们读书，从幼儿园发蒙，上到小学、中学、大学，十多年间的统编教材读下来，大家把自己读过的篇目梳理一下，看看我们都读了谁？屈原躲不过去，司马迁躲不过去，苏东坡躲不过去……我要历史的罗列下去，发现那些被统编进教材里的作品和作品人，都有一个特别突出的特征，就是写了这些作品的人，在他们的生前，都是要被人非议、诽谤和陷害的，看透了这一点，让我愤愤不平时，还会露出一丝会心的微笑。

端午节，享受着这一伟大传统节日的屈原，天才地写下了《离骚》《九歌》，但他活着的时候，却是那么的悲惨，在他祖居地的楚都，不断地被人非议、诽谤、陷害，到头来，连英明的楚国国君都烦了，跟着那些非议、诽谤和陷害他的人，把他赶出国都，让他身无立锥之地，痛苦无望时，在汨罗江畔，仰天一声浩叹，纵身一跃，投水而亡……他死了，因为他的真诚，因为他的真爱，他活在老百姓的心中，也活在无边无际的时间当中，老百姓以节日的形式纪念他，时间以节日的形式怀念他，他没有死，他死不了。倒是那些非议他、诽谤他、陷害他的人，活着时，就在老百姓的眼里和时间的面前死了，他们死了后，就更在老百姓的心里和时间的面前，死亡得一点痕迹都没有。

屈原是这样，司马迁也是这样。

被陷害受了宫刑的司马迁，其所承受的屈辱，真不如屈原投水那么痛快，但他默默地承受着，还创造性地为中华文化留下了一部皇皇巨制的《史记》，使我们中华文化有了一部可称信史的大作。

屈原的不幸，司马迁的不幸，历朝历代，打墙的板一样，一直地翻着，就没有停止的时候，到了北宋，突然地降临到了苏东坡的头上，这位千百年来堪称文学第一大家的才俊，从他科举考试取得大名后，几十年间，从来都与他人的非议、诽谤、陷害相交织，不是被明枪伤着，就是被暗箭伤着，从开封贬到黄州，从黄州贬到英州，一贬再贬，最后竟被贬到海南岛上的儋州……不断地被非议、被诽谤、被陷害，好像还不能清除给他制造恶梦的小人们的戾气，他们甚至想要借助皇帝的手，杀了苏东坡而后快。

臭名昭着的“乌台诗案”在几个小人的罗织下爆发了。小人们看不惯苏东坡有才，见不惯苏东坡治理地方有方，就把苏东坡的诗作拿来，鸡蛋里挑骨头，断章取义地找出几句，诬陷他“讥谤朝政”、“愚弄朝臣”、“指斥乘舆”！啊呀呀，有此三条大罪，苏东坡被千里迢迢地捉拿回开封，下到天牢里，等着杀头了。好在有个爱护苏东坡的曹太后，得知事情的原委，告诉神宗“因写诗文而系于牢狱，自从开国以来尚无先例。我患病已久，万不可再致冤屈之事，以免损伤天地中和之气。”苏东坡因此死里逃生，躲过了一劫。

然而不幸得很，苏东坡保住了脑袋，却依然保不住自己被非议、诽谤、陷害的命运。后来做了宰相的蔡京像原来诬陷苏东坡的一般小人一样，依然嫉妒着苏东坡的才华，一次又一次地诋毁诬陷苏东坡，为此还发明了一个立碑辱名的方法，把包括苏东坡在内的许多后来为中国文化所记忆的伟人名字，刊刻在上面。这通石碑史称《党籍碑》，在桂林龙隐崖的一孔石窟里，还隐约残留了一部分，历数上面刊刻的名字，计有司马光、苏轼、苏辙、黄庭坚、秦观、程颐、范崇仁等。

聪明如蔡京者，刊立《党籍碑》，原来是要侮辱苏东坡他们的，不成想，辱人不成反辱己，被辱的人在时间的长河里，一个一个，越来越圣洁光辉，越来越受人崇拜敬仰，而他自己却耻辱终生，万世为人唾骂。

历史是一面镜子，一个人在被非议，在被诽谤，在被陷害时，并不完全是个坏事，只要自己行得端，走得正，是可以乐见非议、诽谤和陷害的，更可以乐视非议、诽谤、陷害成为打磨树立自己才华和品行的奠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