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粪

我曾做过几回贼，偷过书，偷过瓜，偷过苜蓿，偷过粪。书偷得无奈，瓜偷得有趣，苜蓿偷得恓惶，粪偷得窝囊。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化肥十分紧缺，生产队对肥料抓得很紧，并做出一项很有诱惑力的决策：拾一笼粪交给队里记工两分。一个强劳力干一天农活才挣十分工。我们一伙十五六岁的准男子汉出一天工队里只给记五分工，因此对这一决策非常拥护，并热烈响应。然而，路上过往的牲口有限，拾粪的人却有增无减。狼多肉少，拾一笼粪也并非易事。

尽管如此，我们一伙每天的收入也可与强劳力相比。我的故乡杜寨村当时归属武功县杨陵公社，紧邻着西北农学院。农学院有个配种站，站里聚集着周围各县前来配种的母畜。站里有个如同小山般的粪堆。那粪堆便是我们一伙挣工分的源泉。当然，配种站的粪不是随便任谁都可以拉的。我们是小偷的干活，悄悄地进去，趁无人之际飞快地偷上一笼粪，二分工便进账了。

最初，站里的人没有发现我们的偷盗行径。后来觉察了，便对粪堆进行了严密的看管。可他们只有四五双眼睛，且又要忙于配种和其他工作。我们却有十多双眼睛，不难找到他们疏忽的时候。胜利自然属于我们。

也有落入“魔掌”的时候，胜利者却对我们落网者无可奈何。我们的手上身上沾满了牛粪，作案工具——粪笼更是脏不忍睹，里里外外都是牛粪。他们抓也不是，关也不是。毕竟不是盗窃国库，他们把我们训斥一顿，不了了之。

17岁那年，我被队里破格晋升为十分男劳。为了更进一步解决肥料不足的问题，队里包了农学院的两处厕所。生产队负责厕所的卫生工作，厕所的粪便归生产队所有。但拉大粪说到底不是个好差事，没人愿意去干。队长便让十分男劳轮流去干这活。三人一组，每组拉粪三天，每天拉大粪三趟。

此同时，临近农学院的各生产队都包了农学院的厕所。各队包的厕所有多有少，以我们生产队而言，包了两个厕所，而两个厕所每天只有一桶半粪便，剩下的一桶半只好到别的厕所去“偷”了。其实我们也可用污水去填补空缺，但那时我们都很敬业，宁愿去做贼也不愿糊弄生产队。

仔细想来，我们生产队的十分男劳人人都是偷粪贼。不仅我们生产队，其他生产队也是如此。你偷我，我偷你，都是为了集体，为了工分。

这活我们都是晚上干。一天，轮我拉大粪，另外两个搭档是二叔和七哥。那天夜晚十点半，我们就出发了。队里承包的两个茅厕已被我们的前任掏干了。我们只有去“偷”。我虽是初次出道，可二叔和七哥都是偷粪老手。我们把粪车停在墙外，二叔说我身子灵活让我骑在墙头。他俩一个在墙里用铁桶在粪池舀粪，另一个在外边给粪车倒。我的工作则是接过七哥舀来的粪，再递给墙外的二叔。我们配合得很默契，十分顺利地偷了两桶粪，第三桶偷得也很顺利，却在归途上出了麻烦。

是时，天色大亮，旭日东升。我们三人拉着粪车满载而归，在爬一架坡时，塞粪桶的木塞突然掉了，粪尿“哗哗”地往外喷淌。坡下面住着一户人家，炊烟正袅袅升起。那粪尿很不合时宜地淌到那家人的院中。二叔和七哥都慌了神，奋不顾身地去抢险。我架着车辕干瞪眼不敢撒手。

当二叔和七哥抢完险后，一大桶粪尿已经所剩不多。那家主人奔出家门寻找肇事者，满脸的阶级仇恨。当看见二叔和七哥满身脏污，竟不敢上前，只是远远地用和粪尿差不多的语言攻击着我们。我们自知理亏，装聋作哑，拉着粪车慌忙撤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