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恢复高考

下乡那年我才18岁。一转眼快两年半了，和初来时完全变了一个人。身体结实了，肤色变得黝黑。挣的是全劳力工分。两年下来，队里分了不少粮食和现金。自己养了一头肥猪，队里给了一小块自留地，随意种了些蔬菜。比起别的一些知青日子还算过得去。至少已经自食其力了。

前面来的知青陆陆续续推荐招工到工厂当工人，有的保送大学，那时管他们叫“工农兵”学员。县知青办原则上是按下乡时间和劳动表现排名分配名额的，我是最后一批下乡知青。一段时间听到一些小道消息，说可能不再推荐上大学或招工了，要恢复高考。不明白其意思。高考是咋回事？忽然有些不安起来。不知道命运何去何从。试探着去问了县知青办的领导，他们也说不准。

终于有一天，广播里播放“重要新闻”：中央决定恢复全国高校统一考试制度。所有应届和往届高中毕业生都可以报考。县知青办也正式通知所有知青准备高考。知青们很是兴奋，纷纷回县城找老师辅导。我有些茫然。因为我不是在本地上的学，这里没有我认识的老师和同学，怎么复习，找谁辅导？当时也不明白恢复高考制度的国家意义和背景。但不管咋说吧，总算有了希望，而且是公平竞争。就这样，开始了高考复习。没有复习资料到处托人借。好在高中时候的书我还带了一些，家里也给寄了一些来，勉强有了资料。如饥似渴、一个多月的时间十万火急、没日没夜看书，在此一搏。

我当时在公社基建队挖水渠。住在工地。有好事的社员恶作剧，竟然把宝贵的复习资料撕来引火，把吊在帐篷中央的马灯也拿石头当靶子打碎了，那还是当年下乡时知青办送的，好心拿来大家晚上照明用。没有了马灯，我只好就着火塘的光看书。我火急火燎的，可他们闲得没事，总拿我开玩笑。我拿他们没办法。平日里他们人都挺好，很纯朴，就是玩笑粗俗一点。我坚持劳动之余拼命看书。当时就一个心愿，考上大学，改变现状。

终于迎来了高考的日子。连续两天，考生们列着队依次进入学校的各个考场，一人一座。县领导和监考老师表情肃穆地站在考场内外，像看押犯人似的。第一次感受高考气氛，心里特紧张，面对好大几张卷子脑子瞬间一片空白。我镇静下来全神贯注按照复习的记忆做着题，来不及检查是对是错，有些题也是连猜带蒙写的。作文凭借自己高中时的写作功底，根据命题写了一篇类似杂文的文章，题目早忘了。后来学校负责招生的老师告诉我，当时就是这篇作文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还把我从自愿填报的政史系专业调整到了汉语言文学系。我想他一定是想把我作为未来的作家苗子来培养。然而，之后我的人生与文学毫无交集。

1978年的春节令人难忘。大年初一，在焦急的等待中，邮递员把录取通知书送到了母亲的单位。拿到通知书的我一路狂奔回到家，平日里不爱表达情感的父亲连连说：好！好！全家人激动不已。这个年过得特别开心。当时，能从山沟沟里考上首都的大学真是特别荣耀的事情。而我是全县第一个拿到通知书的人。

报到时间紧迫。全家人连夜为我赶制衣服，准备干粮、行装。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因为当时实在没有像样的衣服，母亲带着我到一个裁缝铺，苦苦恳求人家为我赶制一件棉大衣，那师傅听说要到北京上大学，赶了整整两个通宵，做好了那件后来陪了我四年大学的咔叽布面料、毛领短大衣。春节没过完我就迫不及待上路了。从老家一路风尘辗转颠簸了6天才到省城，从省城又经过近四十个小时的普客硬座煎熬，终于到达终点站——北京。而我从离开家到学校已是出发第九天。

记得当时，我就像个锅炉工，浑身煤灰下了火车。穿着出发时赶制的短大衣，脖子上围了一根红色围巾，提着一个旧式皮箱（直到今天还保存在家），肩挂军挎包，这应该是当时标志性的时尚打扮。今天想来特有时代感。北京的初春依然寒意浓浓。站在偌大的首都火车站，一瞬间思维停止，呆呆地四周打量，按捺不住初来大都市的激动和忐忑，跟着出站的人潮茫然往一个方向挤去，寻找通知书上提示的公交线路站。心里忽然自豪无比。

就这样，一代人的命运在国家的一次重大决策中彻底改变了。我们是77级——当年恢复统考的第一批学子，我为此感到骄傲。1977年恢复高考，这已是载入国家里程碑的大事记了。而我们也成为中央这一重大举措出台的最大受益者。

就在第二年，全国知青返城。

感谢共和国，感谢扼腕知青命运的领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