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薯粥

金盘烩鲤鱼在上流社会的餐桌上，大块大块的红烧肉在梁山好汉的粗瓷大海碗里，红薯粥在村妪的铁锅里，它是属于村庄的，属于我的。倘若某些纤纤素手也曾宠幸过红薯，那不过类似于太太们的闲情偶寄罢了。

在物以稀为贵的人世间，红薯那种漫山遍野的生长气势，那种大大咧咧的粗砺个性，注定它无法成为贵族，即使放在金碟银盘里，终究未有富贵气象。酒朋诗侣最能以文字将红薯送入美境，然而他们围炉煮酒，或者月夜泛舟的时候，助兴的还是非鸡鱼鸭肉不可，没听说他们揣个红薯就吟诗作赋的。

母亲自己不爱吃红薯，她在饥荒年代已经吃够了，任何红薯的味道于她都是苦涩的。如今她种红薯，很大程度是为了我，以及我们家的猪。我对红薯一直抱有亲密的情感，一直觉得拥有红薯是人类的造化，虽然它使我胖，一圈一圈地胖，我依然矢志不渝，谁叫咱是个长情的人呢。渐渐的，我也长得像个红薯了，两端尖尖的，中间圆圆的。但偏有人说我更像土豆，听起来像平级调动。我只得笑嘻嘻地说一声“悉听尊便”，反正都是圆。

食物与感情是血肉相连的。晋朝时张翰因见秋风乍起，想起家乡的菰菜、莼羹、鲈鱼脍来，于是功名利禄全不要了，马上打道归乡，觉得他未免孩子气了些。后来我行走在深圳街头，看到糖水店里的红薯糖水，“不如归去”之意油然而生，才明白不是张翰孩子气，而是我彼时不够人生经验，哪里会有感同身受。

霜风乍起的时候，红薯中的淀粉刚好完成糖分的转化，一切恰到好处。我对于吃东西和对人生的态度如出一辙，毫无追求，以简单为上，并且煮食物继承了母亲的大手笔，从来不耐烦煮个三碗两碗，务必近乎野蛮的盆满钵满，始觉称心如意。萧萧黄叶闭疏窗的早晨，母女同桌而食，无烦无恼，无挂无忧，甘甜绵软的感觉从舌尖滑入喉咙，似乎也略具一种朴素的小家子情趣。遇上不嫌弃的闺蜜或者小主，也取碗来分一杯羹，漫说隔壁的八卦，愉悦地浪费生命，单纯而畅快。林语堂说中国人成功的时候都是孔教徒，失败的时候都是道教徒，想必我是道教徒无疑了。

红薯的一切食用方法中，我同时爱着还有红薯干，以及红薯切丁煮糍粑，但都不及红薯煮粥这样手到粥来而且货真价实。在冬天厚厚的棉袄的掩护下，母女两个任性地将红薯的热量转化为自己身体的一部分，从不嫌弃自己不端庄不优雅，从来都活得理直气壮，颇觉得自己事迹和精神都很感人。

饱富才情者的红薯粥决不会像我这么肤浅。他们的粥里至少会拌入避世、淡泊、孤独等等的佐料，会在金黄的颜色里染上忧郁，或者故作豁达的忧郁，在缭绕的雾气里联想到生命的茫然无所托付，从而将一碗粥喝得千古黯然。

当然，如果有朋自远方来，我还是决不至于用一碗红薯粥来搪塞人的。毕竟，红薯煮粥我也只有说得美而厨艺不美。毕竟，煮干饭的米还够，下饭的咸菜也还够。我那葛朗台的名声，还是不要传出去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