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记当年好声音

月光穿越了一棵又一棵树的枝蔓，顺着摇曳、婆娑的叶子滑落下来，柔柔的、爽爽的、亮亮的。月亮没有白天太阳的光芒那般坚硬，企图把人的脊背刺穿。几个人在斑驳的树影下，听老辛讲评书，我们几个刚刚十岁出头的孩子与他面对面席地而坐。

几个年长的坐着听累了，身子重重地躺在麦秸编织的铺席上，刚倒下就有了断断续续的鼾声。老辛讲得陶醉，我们听得入迷。鼾声搅扰得烦了，这个叫一声“爹，家里睡去”，那个喊一句“爷爷醒醒，呼噜烦死了！”于是，几个人站起来，抱着铺席卷儿回家睡觉了，临走都会催促说：“时候不早了，再拉一会儿都睡去，明天还下地干活哩。”我们和老辛都会说“知道了，知道了”。老辛继续讲，我们继续听。不知道什么时候，老辛用手推推我的胳膊，我迷迷糊糊地听到他在问：“还听着么？咋睡啦？”我们几个孩子实在抵抗不了阵阵袭来的困意，眼睛粘在一起，怎么也睁不开了。老辛只好悻悻地说：“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在冀南民间，外甥在外祖母家里，无论年龄大小，姓前加“老”字称之，这个“老”字并不等同于尊称，仅是民风习俗。老辛是外村人，兄弟姊妹多，被寄养在他的外祖母家。老辛大我近二十岁，但论辈分我却长他一辈儿。辈分就是辈分，农村尤为讲究。我们几个十几岁的孩子在老辛面前都是不卑不亢的，在大街上都敢冲着老辛吆喝：“老辛，过来给叔叔们拉一段儿。”

老辛讲的评书是《岳飞传》、《杨家将》，他都是从收音机里听来的。那时收音机是一件可望不可及的奢侈品，小村半截街也是屈指可数的。现在回想起来，老辛的收音机应该是小村子里的老古董了，那时候人们都称之为“戏匣子”。是老辛给我讲的评书，勾起了我想听收音机的强烈欲望。一天听说胡同口二大爷家买了收音机，我兴高采烈地跑去，果然听到了正在热播的《杨家将》。在漫长的少年时光里，贫困、饥饿、劳累侵占了原本应该无忧无虑、快乐玩耍的纯真世界，听评书几乎成为熬过每一个日子的唯一快乐。

再好的故事都有结束。当刘兰芳讲完《杨家将》最后一节评书，二大爷说：“评书讲完了，你明天也不用再来喽！换节目啦！”我清楚地记得评书最后一节是穆桂英大破天门阵，两三个月间我风雨无阻，每日必到，就是为了听半小时刘兰芳的评书，今天居然讲完了。我明天最快乐的期待戛然而止了，心情一下子跌入最低谷，一种生活节奏被瞬间打乱的惶恐感、迷茫感、失落感交织袭来。

没有评书听的日子，我的心俨然被掏空了，我又去找老辛。老辛告诉我收音机里正在重播刘兰芳讲的《岳飞传》呢，现在讲到岳飞在八盘山上大战金兀术，说着说着老辛就给我讲起《岳飞传》来。听过刘兰芳的评书，才发现老辛模仿刘兰芳的逼真程度已有了异曲同工之妙。老辛讲评书的本事在小村子里不胫而走，喜欢听他讲评书的人越来越多。

老辛同时收听着好几部评书，他如数家珍地告诉我，有袁阔成讲的《三国演义》、《封神榜》、《西楚霸王》，田连元讲的《水浒传》、《隋唐演义》、《刘秀传》，单田芳讲的《明英烈》、《三侠五义》、《白眉大侠》……于是，我多次央求娘买一台收音机，娘狠狠心给我买了一台，让我欣喜若狂了好长一阵子。在我年少的心灵里烙印下不少“文能提笔安天下，武可上马定乾坤”的英雄形象，让我及早地对文艺化了的中国古代历史情有独钟。

我上了高中成了寄宿生，只能一两周回家一趟。每次回家老辛都会把我没有听的评书补讲给我听。到了学习吃紧连续一两个月不回家时，老辛几次串门到我家里问我娘：“二叔回来了吗？”“都一个半月了，咋还不回来？”“回来了，让二叔找我，我还得给他补讲这个把月的评书呢。”

老辛犹如一个孤独的拓荒者，不经意间在我原始荒漠的幼小心灵里撒下一粒种子，把我懵懂的少年人生引领到了一片生机盎然、风景旖旎的绿洲里。在他的口传心授中，蕴含着多少文化气息、创作因子、侠骨柔情，潜移默化地渗透到了我的生命元素里，让我终生受益。在以后的岁月中，我用新的方式和途径去感受和理解着评书里的精彩。老辛当年的好声音从未在我的耳畔消失，没有被这个世界的喧嚣嘈杂之声湮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