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书为伴

经常听人议论，现在学生书太多，孩子们没有玩的时间。我对此不以为然，反而觉得他们这一代太幸福了，我还抱怨自己早出生了40年。

我在上学时，书籍就和粮食一样紧缺。小学仅一本语文、一本数学，到五年级，多了一本政治，三本书摞起来也就12毫米厚，32开本，每天仅一两页学习任务，很快就学完了。对书籍的渴望就和对食品的渴望一模一样。放早饭学后，别的孩子回家了，我就钻进老师的会议室，看仅有的《安康日报》。如果哪个同学有一本课外书，就厚着脸皮软磨硬泡直到借到为止。我家离学校七八里山路，早晨六七点腾腾从山上跑下学校，下午三四点才能回家。那时生活拮据，高年级有个叫黄建国的同学，知道我爱看书，就从他们班上借来小人书或小说来和我换干粮吃。尽管常常饿得趴在桌上吐酸水，但对书籍的渴望远大于对食品的渴望，几乎天天乐此不疲，当黄建国拿来书籍掏走我的干粮时，我还对人家说谢谢呢！

那时，古书就和稀有文物一样珍贵，看古书很是小心谨慎。十年动乱，我家仅有的几本藏书被红卫兵付之一炬。唯有半部《水浒传》被人借去算躲过一劫。这本《水浒传》成了我和别人交换书籍的资本。哪个同学有了新书就悄悄拿来塞在我书包里，我把我的书塞在他书包里。这样，全校的书都没能逃过我的眼睛。学校房后面有个粮管所，粮管所的后檐沟就是我读古书的地方。班上有个刘长海，常常炫耀他家有《粉妆楼》什么什么的书，可他从不拿到学校来，馋得人直流口水。有一天下午，我跑到他家里去借书，耽误了回家放牛，结结实实挨了父亲一顿打。我最早看到的《三国演义》片段是后来成为作家的吴建华兄借给我的，那是民国时出版的，黄黄的一个小册子，叫《关云长水淹七军》，我反复看了几遍，直到他来讨要时才归还。他的目的是要借我的《水浒传》，可是我的《水浒传》被刘老师借去了，刘老师拿去后就悄无声息了，直到现在也没有收回来，没能满足他的愿望，至今心怀愧疚！

上初一时，我十二岁。校内书籍几乎被我看遍了，得想办法弄些新书。当时我们小神河没有公路，从神河镇上小神河的往来物资全靠肩扛背驮。17公里的路程，50公斤的行李，一趟可以挣一元四角钱。每逢节假日、星期日我就到粮站、收购站、供销社去找货运，25公斤的身体背着35公斤的东西，蹒跚在崎岖的山道上，像个骆驼。用龙须草搓成的绳子做的背带嵌进了肩头的肉里，疼得钻心。腿肚子压得直打颤颤，走几步就想歇一歇，我给自己在前方定个目标，一定要走到目标才能歇两三分钟。有几次为了抢货运，还差点和人打架。领到工资后，给家里留一部分，其余的攒下来送进供销社新华书店柜组，这期间，我先后买了《敌后武工队》、《渔岛怒潮》、《江畔朝阳》等书，为此，同学们还送了我一个“图书馆”的美称。别人来借书，我总是反复叮嘱，千万别弄坏了

书少，所以就看的特别认真。一本书总要反反复复看许多遍，重点章节差不多都能背下来。翻的次数多了，书页难免有些破损，我总是小心翼翼地修补。那时，山上长有一种漆树，每年夏秋季节，生产队都要派人割树胶，用作涂料漆染家具。这种树胶有毒，有过敏体质的人离近了身上就会过敏。记得某年秋天，我不顾一切地爬上树，学漆农在树皮上开个“v”字形刀口，用金钢刺叶折叠个盒子接在下面，之后，把破损的书皮贴上布，然后涂上漆，修补得亮堂且平展结实，就和现在的精装版书一样。书修好了，我却全身过敏，奇痒难耐，过了几个星期才好。

古罗马哲学家西塞罗说：“地不耕种，再肥沃也长不出果实；人不学习，再聪明也目不识丁。”因而，书不仅要读，而且要多读。有书为伴，幸福且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