拔苗记

1977年一天，在临潼县谭家公社谭家大队担任大队广播员的我无所事事，突然发现隔壁的大队办公室人来人往，像是有重要会议召开，我过去一看，原来公社派下来的钦差大臣老梁，正在声色俱厉地痛斥破坏棉花种植行为。

公社化时期，农民没有自由种植权，种什么由上级统一安排。当时的口号是：“必须把粮食抓紧，必须把棉花抓紧。”实际执行起来，这两种东西抓得不是一样紧。生产队、大队最看重的是粮食，因为三年自然灾害，大家饿怕了。而公社一级的领导，强调抓紧的是棉花，对棉花的耕种面积有严格的要求：必须达到总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三十。生产队拗不过，棉花耕种任务是完成了，却要玩点花活：在棉花地里的土梁上补种点绿豆或豇豆之类杂粮，算作额外收获。此虽为大逆不道之举，但这些庄稼夹在棉田中间，一般人很难发现。当时的公社干部天天在基层转，生产队玩的这点小把戏很快就露馅了。棉花是战略物资，套种的豆类与其争肥争水争地，属严重问题。这次老梁来，召集各生产队长开会，命令立即拔除地梁上的豆苗，否则从严惩处。生产队长们一个个都成了罪人，哑口无言。

“散会后，立即派人，把豆苗统统清除掉！”老梁气呼呼地直奔广播室，他要在广播上发表动员讲话。

一进来，他的脸就煞白了。他摇着一张纸问：“谁写的？谁写的？”我心里一跳。不知道什么时候，我鬼使神差地在纸上划拉了“一株禾苗千滴汗”几个字，完全无意识。老梁认为我这是有抵触情绪，工作得先从我做起。无奈，我拿起落实棉田种植面积的广播稿，声情并茂并大义凛然地在大喇叭里宣读了数遍，以打消上级领导对我的怀疑。老梁要亲临生产队视察，要我做陪同。

我们去了就近的六队，队长正愁眉苦脸地不知道如何派工。豆子是自己安排人种下的，又要自己派人拔掉，他要转这个弯不易。

老梁决定当一回生产队长，亲自安排活路。当时除了要拔豆子，还有一项活路是给棉花“脱裤子”，就是把棉花主干下部叶片抹掉，以免消耗养分。我们村人祖籍山东，都说山东话，而他是陕西人，口音不同。我们村人把他说的“拔”听成“爬”，“豆子”听成“肚子”。这样，在我们村人耳中，他的话就变了味：“女的都去脱裤子！男的都去爬肚子！”大家哄堂大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