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邻村上初中

（上）年的夏季，我结束了在本村完小的五年小学学业。

那时国家还没有"普及初中教育"的政策，农村娃小学毕业后学生可以选择升学到初中继续学业，也可以从此不上学回家为生产队养牛或在家帮做家务、养鸡鸭、种自留田，等长大到十六、七岁时便要作为生产队的正式社员，听从队长分工安排参加全制生产劳动，否则就不能分给口粮。城镇的孩子一般都有会上初中，初中毕业后，无条件上高中的人，即家庭出身为地、富、资、商贩的子弟及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右派、走资派的子弟，是被剥夺升学到高中的权利的，这些人初中毕业时不满十五岁，他们可以呆在家中，帮家里做些家务，到街道小集体厂做临时工或者从厂里领一些活回做，如糊包装盒、削冰棒棍。等到他们长到十六、七岁时，招工入伍没他们的份，无论是招国营工、还是集体工，都有要求出身是“红五类”。这时他们算是成年人了，当时的政策不能留学在城镇无工作无单位，他们唯一的出路就是加入上山下乡到农村落户，插队当农民，这是必须的，其城镇户口已被取消，意味着无粮无副食品供应指标全被取消，不能赖着不去农村落记当农民，否则无粮油吃（那时粮油是不许自由买卖的，非农业人口，若被取消定量粮油供就指标，就不能生活下去），而且还以抵抗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伟大号召，破坏党和政府的插队安置政策，轻则会进几天“学习班”反省，重的可要开群众大会被批斗、和“黑五类分子”一起罚做几天义工后，押送到插队点，交当地贫下中农监视改造。

当时我只有12岁，和同村的12名男女同学，包括我二哥在内一起就近安排到离村上只有三公里路的上宅村学校。这所学校从小学一年级到初中二年级（当时统一排序为七年级）都有，所以叫完全初级中学。我们村共有16名同姓氏同学升入初一的同一个班。除我们这十六名同同量升入上宅初中一年级外，其他的同学，大部分人在村小学留级复读五年级，有的缀学回家给生产队养牛，只有两位同学因情疯特殊安排升偿入栗木公社完全中学（现在的镇中）的初中一年级，一位是罗同学（女，不记得其名），她家是栗木镇上的，是罗老师的侄女，是在三年级时从栗木小学迁入的插班生，她之所以安排升入栗木中学是因为其家离那所学校近，符合“就近入学”的原则；另一位同学是小湾村的刘绪荣，他是因为路程远且那个屯那一届只有他一个人上初中，无人作伴，不适合走读的原因，才安排进公社中学的。

当时上宅学校有教室却无课桌和凳子，学校要求我们自带课桌和凳子来上学。我家当时很穷家徒四壁，拿不出一张课桌给我兄弟俩，爸爸只有把他用来架床板的两张“二人条凳”抽出来给我们拿去与其有桌子的同学拼成一副“桌椅”，他用泥坯砖垒成两个“台”来替代了那抽走张条凳，这张床他一直睡到1980年他得落实政策，全家人离开石头村返回赣南为止。

（中）我们那时因出家庭成份不好，且又没有“大件”的桌子，更是没人愿意与我们“搭拼同桌”。二哥还好，他长我两岁，与那些年纪大一些的同学打球劳动都肯出力，与他们关系稍好些，很快就找到了章颖奏成一副桌椅，这时就剩余我和华均。华均的乳名叫冬冬，从小就过寄给无儿无女有叔祖父做“顶门孙”，与两位老人共同生活。其实他父母家就在叔祖父的隔壁，两面家共一个大门和院子，他并没离开家，只是吃饭、睡觉在他公公奶奶这边房屋而已。他个子小，胆子也相对小，性格内向，一旦要他在面对大家讲话，他就会很紧张，有一次我还见他在班上回答老师提问时，紧张得哭了。但他是“贫下中农”出身，他奶奶还曾担任过大队党支部书记。在我的记忆时，在从我小学到高中毕业的男同学中，他唯一一位没欺凌过我的人。他奶奶说我这孩了挺老实的，正好和他孙儿差不的性情，就让我们“搭拼同桌”，他出书桌，我出“二人凳”，两个班上瘦小的人，抬着这一副“桌椅”，吃力地走了三公里，中途歇了好几次脚，花了一个多少时才走到学校。

注册后就开始上课了，因一半以上的课桌都是学生从家中带来的，因此没有排坐位，出桌子的与出条凳的人两个人仍旧安排坐在一起。这样大约上了一个月的课后，学校不知从何处调了一批旧课桌和条凳，班主任老师就让我们把从自家带来的桌子板凳还回家去。用上公家的课桌时班里正式排座位。第一学年我与唐意生同桌；七年级时，与江良东同桌。二哥好象是与周冠豪同桌。

这所初中座落在上宅村与山下寨之间地带。大石桥—观音的简易公路从开放式校园前通过。座北朝南一排瓦房六间教室，没有走廊。这里初中一个年级各一个班，共两个班，小学三、四、五年级各占一间、中间那一间是教师办公室；东头座东朝西打横一排有走廊的瓦房，共四间；外加在两头各搭了一间单坡简易房。这时是小学一、二年级各一个班，两头是住校的两对夫妻教师和他们的孩子。当时是陈老师（校主任）夫妇住南边这一头的一间房和一间简易厨房、周积径老师和其夫人卢老师住北头这一房一厨。

年，在我们毕业前，学校在校园西面又建起一排座西朝东的四间瓦房与原先那两排教室组成东-北-西三面围成的“∏”形的校舍。不过，直到我们毕业离开那里，新建的那一排教室也还没粉刷和夯平地面，不知它后来是不是作为教室用途没？

学校的左手边是约200米外是上宅村；右手边约法100米外是山下寨；后面是稻田，隔着一片稻田的那边便是山下寨的“禁山”；前面从北面这排教室到公路约有60-70米，是学校的空地篮球场；横过公路是由一座老庙改做的公社供销合作社设大队的“三代店”即小商店。老庙会中庭是大队部，后院和楼上是班主任老师陈钧洪和左阿姨及其三个全儿女。大女儿陈兰与我们同班，二女陈玲当时还在上小学，老三是儿子陈军（或叫陈斌），当时可能在上一年级。田胜老师生前也住在这老庙里，并与陈老师“搭伙”开饭。

学校的厕所在老庙的东侧面，距离老庙约30米，师生上厕所须横穿过公路，很不方便。幸好那时很少有机动车在那打路上跑，只有到夏收时，才见到运公粮的汽车忙碌几天，平时连手扶拖拉机都有少见。

这所学校手源来自为上宅大队和石头大队几个自然村。对有的同学因自毕业后几十年里从没有再见面，也没有任何联系，已经记不起他们的的名字的相貌了。但仍有过半数同学还能清晰地记得他们的名字和当年和音容笑貌。他们是分别是：

来自石头大队石头村的：章颖、章刚、章平、章宇、章青、树年、华玉、华均、家仁、来秀（女）、孝英（女）、国翠（女）、佩珍（女）。佩珍在上宅学校同我们在一个不到一个学期就被县文工团相中，招为团员，一边演出，一边在县中上学；来自石头大队岩口村的三位同学：修来、德全、多轩。我们都是石头大队小学同班同学；来自上宅大队大埠头村的唐意生；来自上宅大队大埠尾村的周品林；来自上宅大队东村的：周树林、周相成（？）、周英宏；来自上宅大队上宅村的：周品固（劳动委员）、周品基（学习委员）、周冠豪、周冠凤（女，班长）、周六零（女）、周炳秀（女）、陈兰（女，文娱委员）、何善枝（插班生，何善贵老师之弟）；来自上宅大队山下寨村的：周必铭（体育委员）、周金铺、周桂珍（女）、周莲英；来自上宅大队江家村的：江良东、江良云、江恩和、江良余（闻其因破伤风而早逝，好象小名叫鱼崽）；还有一位来自大石桥大队车田村的插班女生，其名和相貌全都忘记了。

（下）我们班两年换了三位班主任老师。第一任班主任是教我们语文课的陈钧洪老师；第二任班主任也是上语文、政治、英语课（只上了几节课就被停上了）的何善老师；第三任班主任是上数、理、化的周积径老师。其他任课老师还有，第一学年教我们数学的田胜老师，因罹患癌症去逝后，数学课由周积伟兼任；陈XX和李栋强先后任学校领导（校革委主任）上过我们政治课（学习“两报一刊”有关批林批孔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社论）周冠益在田胜老师生病时代过课；体育课老师周恩相。教小学班的老师主要有：周积径老师夫人卢老师、何善贵老师夫人邓老师、周冠益老师、陈XX的夫人（忘了姓名）、宋子文老师、周冠文老师、周恩相老师等。

我记得上初中时那两年，社会上的政治气氛非常紧张。批林批孔运动到了1975年就开始淡弱了，但又刮起“反击右倾翻案风”和学习毛评《水浒》反投降。1975年元旦，发表了毛泽东的两首旧作诗词：《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和《念奴娇-鲲鹏展翅》。“反击右倾翻案风”是针对73年第二次上台恢复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职务、代替病重中的周恩总理主持国务院日常领导工作的邓小平。评《水浒》，当时一般人就不知毛和江青一伙人的用意是什么，我们那时就是感受到莫明其妙。现在才上面的人才敢公开其中的奥秘：毛说《水浒》最大的毒害就是招安和投降。暗指1973年，周恩来重病后，周和当时的几位还能说得上话的老帅提议，重新起用被打倒下放到江西监视劳动改造的原国务院副总理、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替代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工作是“招安”，同时又批邓小平出来主持国务院落工作这两年，又实行了对走资派、右倾路线“投降”和为之“翻案”。原来，毛和江青一伙对邓小平的“安定团结、抓纲治国，整顿、恢复国民经济生产建设”取得的成绩、赢得人民拥护和威信很不满。他们这一伙人这时抛出评《水浒》反对投降主义的怪论，完全是一个阴谋：既批周恩来（周极力向中央和毛建议重新启用邓，说当时那种局面，只有重新启用邓才能控制，又多次为邓顶住江青一伙的告状。）又打击邓小平在人民心中日益的威信，阻止邓接周的班（当时周恩来的病情已十分严重了，医疗组已报告中常委，宣告周的生命只剩下不到半年的时间了）江青一伙极害怕邓接周的班，坏了他们夺取党政军最高权力的计划，因此，迫不急待，抬出毛泽东的评《水浒》讲话来作为再一次将邓小平打倒的理论威信。这种行为引起全党全国人民不满和愤怒，为了压制舆论，分散人们对反邓问题的反感、对周恩来病情及周身后接班问题、以及他们加紧夺权步伐，开始进行人事安排等事情的关注，毛江一伙又在1975年元旦，发表毛在十年前写的两首诗词，要让全党全国人民都有来学习。人们又被他们搞糊涂了：“这又要搞什么名堂了？”。周恩来在那年的元月十八日咽下了最后一口气去了。接着不久德高望重的朱德委员长也去世了，毛本人也在病中，毛江一伙，认为这时不解决接班的问题，就必然败给邓小平。于是，他们在1976年4月制造了一场“天安门反革命事件”直接诬陷邓小平是其后台，以此为由打倒了邓小平。1976年上半年，中国发生了唐山大地震，可江青一伙并不关心唐山，报刊和广播还在不断强化“批邓反右”的舆论攻势。他们得知毛病重，也将不久于人世，抢班夺权的步伐更加紧，面目更加凶恶。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陈锡联、耿彪（此三人是毛的铁杆忠臣，华是毛最后选定的接班人，他们三人在毛的面前起过誓，誓死维护华的接班人的地位。）江青一伙对阻碍他们抢班夺权的华一伙恼恨无比，准备对华一伙人动手除掉。华听到这个消息后，联合叶李陈等实权派，1976年10月6日在毛去世不到一个月内，智擒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毛远新等毛江派首要分子，一举粉碎“四人帮”。这是后话。

那段时间，我们都被布置学反邓社论、学评《水浒》反投降论、学毛两首元旦发表的诗词，抄写批评文章、出版墙报、开政治学习讨论会、朗诵毛诗和唱毛诗表演赛等，根本没有多少时间上文化教育课，英语当成是“崇洋媚外”的工具，英语课本刚发下来，只上了两节课就被宣布取消英语课教学。数、理、化课也只选择那些与“工农生产、国防实践现实需求”相关的“应用”部分内容讲授。所以，初中阶段是我们那一届的重灾时期。到高中时，数、理、化没能学好，与这个时期所荒废落下的课有直接的关系。后来，我不得不在上完两年高中后，复读一年，补习自初中一年级到高中二年级的全部课程在才参加第二年的高考中只录取上一所专科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