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心时代》的野心在哪里
作为《纽约客》驻华记者的前后任，又分别写出了中国话题畅销书，欧逸文（Evan Osnos）与何伟（PeterHessler）难免常常被人拿来比较。
而看完欧逸文以8年驻华经历写成的非虚构巨著《野心时代》(Age of Ambition: Chasing Fortune, Truth, and Faith in the NewChina)之后，我的第一反应，竟也是将之与何伟的“中国三部曲”相对比。
虽然欧逸文曾表示自己“不如何伟”，但我觉得他其实更有“野心”。
借用一个老套的比喻，何伟与欧逸文是同一块土壤上长出的两颗不同的树。从行文风格来看，何伟擅长叙事，而欧逸文则更会讲故事。叙事和讲故事有什么区别？叙事更多是从个人视角，因而更感性。讲故事，则往往置身事外，所以看起来更客观。
当然，这很大程度上也与两人选择了不同的主人公有关。何伟的书里，清一色的小人物，合上书本，你甚至记不得他们的名字。欧逸文则不然。“野心”一词，决定了他要花更多的笔墨勾勒那些不平凡的人们。于是在《野心时代》里，你更多读到的名字是经济学家林毅夫、中国“最危险的女人”胡舒立、“网络第一红娘”龚海燕、“疯狂英语”李阳、“独唱团”韩寒、《我爱这土地》诗人之子、戴墨镜的山东农村律师、中国第二个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人……
在讲述这些“名人”的故事方面，欧逸文展示出强大的“现场还原”能力。例如《野心时代》的开篇就好像一串电影镜头：1979年5月16日，一个月明星稀的夜晚，26岁的台湾上尉林正义悄悄离开岗位，纵身入海，向彼岸的大陆游去……后来的事，其实大家都知道了，这位林姓军官成了中国经济最忠诚的“吹鼓手”。而关于30多年前的这段往事，许多人都写过，但欧逸文的讲述则更显生动且不乏宏大。也许因为他曾为此专门到访金门并与台湾相关研究者交流，也许因为他是真正意义上的旁观者，也许因为他无须顾虑其他……不过无论如何，从“那些塑造了当今中国的男男女女（the men and women at the center of China’s becoming）”中选出这个故事做开头，足可见欧逸文的精明之处。
这种“还原”能力，在描述山东农村律师“金蝉脱壳”的片段里，也得到了充分的展示。虽然是非虚构类写作，欧逸文仍乐于将戏剧化的情节放大，进行文学化处理，他自己则与我们一样化身观众，看着新闻中的主人公一步一步演绎自己的那出人生戏目。
另一方面，再打个不恰当的比喻，如果说何伟写的是散文、小品文或是游记，欧逸文则写了一篇论文。从书名中就可以看出一点端倪。何伟“中国三部曲”的题目分别是《江城：扬子江上的两年》（River Town: Two Years on the Yangtze），《甲骨文：穿越时光的中国之旅》（Oracle Bones: A Journey Through Time in China），《寻路中国：从乡村到工厂之旅》（Country Driving: A Journey from Farm to Factory），默认的主语其实都是“我”。而欧逸文的《野心时代》中“追逐财富、真相和信仰”的主角显然是中国人，书中的三个章节则是严格围绕题目中的“Fortune, Truth and Faith”展开。读完全书后再回看“前言”（Prologue），大篇幅的数据及典故引用，仿佛论文的“文献综述”，最后几段的观点陈述，是统领全篇的“概述”；甚至将全篇内容归为“三个部分”，都让人不禁想起人们写论文时对“三段式”的偏爱。
这种差别或许是由两人的教育背景决定的。何伟是英语文学专业出身，而欧逸文则主修政治学。何伟的“中国三部曲”与其说是写中国，不如说是写“我与中国不得不说的故事”；你可以不赞同，但你却无法反驳，因为那些都曾是他生活的一部分。相比之下，欧逸文的“野心”更大，他从一开始就想“定义中国（to define the idea of China）”。即便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任务”，但他还是难能可贵地找出了三个关键词来无限逼近这个命题；你可以与他辩论，而他有充足的证据来支撑自己的观点。
再回到前文提及的“叙事”与“讲故事”、“感性”与“理性”的区别，欧逸文的每一个故事，无论讲述的技巧多么精妙，放在《野心时代》里，也都是他“定义中国”的一个例证罢了；而在选择哪些“例证”方面（他自己也承认很难抉择，特别是如何把握“比重”），他坚持把大量篇幅留给一些特殊人物诸如诗人之子、农村律师、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等等，甚至因此放弃了在大陆出版的机会，都能看到政治学背景所留下的印记，以及他对自己“野心”（ambition）的坚持。
书中最后，欧逸文说自己2005年六月来到北京，2013年7月离开，这本书是8年间在中国采访和生活的记录。而我自己，2004年来北京求学，2011年进入新闻行业；在这段时间里，我也逐渐褪去“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学生身份，跌跌撞撞地摸索社会与感知生活。因此，《野心时代》于我，真的像是“最熟悉的陌生人”；在阅读的过程中，我常常像是被点穴一般，触发了一些几近忘却的记忆。他讲述的很多新闻事件，Anti-CNN、《财经》分家、723动车相撞、小悦悦、骆家辉与王府井……要么是我学生时代曾密切关注的大事，要么是我工作伊始亲历的热点话题，然而如若不是在此书中读到，我很难再去回想当时的心境。
新闻的生命周期真的太短，在中国尤其如此。欧逸文在回到美国后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说，自己最怀念中国的地方在于“生活中有种深切的不可预见性，令人兴奋不已”。他讲自己在中国去买卫生纸，回来的路上就可能碰到很有意思、发人深省或有趣的事，而这在美国绝不可能出现。的确，作为像何伟、欧逸文这样的观察者，没有比当今中国更精彩的素材；然而作为活在其中的一员，幸与不幸，那只能说智者见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