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花开放的日子
小时候，过了年，再盼过正月十五。过了十五，年就彻底过完了。正月十五放烟花，对孩子们来说，可以说是“最后的狂欢”。那时候，“滴滴金儿”和“起花”就是鲁北乡村最常见的烟花。
过年时，贴对子是父亲和弟弟的事儿，我也要当帮手，父亲不用。年初一磕头，也是父亲和弟弟的事儿，我也要跟着去，奶奶不让，说，女孩子家不磕头，等嫁了人，到婆家才磕头。而过十五，就绝对不分男孩儿女孩儿了，我们一起放“起花”，放“滴滴金儿”。
正月十四和十五晚上，母亲把家里每个屋里的灯都打开，“正月十五照旮旯，十个老鼠九个瞎”。老鼠瞎了，咬粮食囤就不那么方便了。灯火通明让每个人心里也亮堂。父亲母亲忙着与邻家的叔叔大爷婶子大娘们互相串串门，说说开春的打算，盼着来年好收成。
我、弟弟，还有邻家的几个孩子则在一起放“起花”，放“滴滴金儿”，胡同里、院子里、房前屋后，都是我们的笑声。把“起花”插到瓶子里或者雪里，弯腰凑近，用香点燃了，跑远一些，看“起花”“嗖”的一声钻上天，随后是我们欢呼雀跃，一阵又一阵。
最快乐的是放“滴滴金儿”。随着“嗞嗞”的轻微炸响，金色的火花在黑暗里悠然飘落，亮一些的，暗一些的，不等落地就失了颜色，我们内心也泛着喜悦与惶恐。时而抬起手臂在空中划个圈儿，那火花也是亮闪闪的一圈儿。两条胳膊一起划，同向划，反向划，往里划，往外划，原地转着身子划……那些火花总是不紧不慢地闪着，轻轻飘落，如星星一般固守着自己亮度，静默抑或划过天空，都让你永远猜不透它们的秘密。弟弟性急，凑在嘴边吹，火花们便快速地排成一对，形成一条明亮的天河。但这样吹，“滴滴金儿”燃得快，怪心疼的。一个十五，每人也就分得三把两把的，放完了就没了。一毛钱买三把，一把十根。得省着放。
谁多少“滴滴金儿”都是有数的，已经放了几根，还剩几根，经常互相报报数，不用大人监督，我们的自我管理是动态的。得均匀着放，谁都不希望自己的早放没了，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别人享受这一年一度的欢乐。要是谁忍不住白天偷偷地放了一两根，晚上就只得心甘情愿地欣赏自己手里的“滴滴金儿”火花缓缓飘落的美丽了。
弟弟的“滴滴金儿”总是比我的早放完。无论我把我的那一份儿藏到哪里，他都能找到。反正就那么几个门旮旯。母亲有时劝说：“英哎，再给他几根吧！”我就再给他几根。他要是把我逼烦了，我索性全部拿出来，还剩余多少，再和他平分。撅着嘴，一根一根地数，谁让我当姐姐呢！
在那个荒寒的年代里，小小的“起花”和“滴滴金儿”承载着我童年的欢乐和浓浓的亲情。当时，我只是觉得冒火花好看，不知道“滴滴金儿”这几个字怎么写，更不知道这个名字蕴含着什么深意。渐渐长大才明白，那一朵朵闪烁着不停跌落下来的小金星，如果是真金子该多好啊！如果每一滴都是金子，我们的日子就不用过得那么紧巴了。
父亲说，他曾擀过“滴滴金儿”，后来又擀过“起花”。擀“滴滴金儿”简单一些，擀“起花”工序多，要求高。他曾擀“起花”三四年呢！我惊呆了！“我咋没想着呢！”父亲仍是敦厚地笑笑：“那时候你很小！”
冬天农闲，闲着也是闲着，找点事做，多少的挣上点儿，总是好的。姑姑的婆家是丈八佛村，那个村子冬天里有集体副业――打落门钱儿、做炮仗什么的响货。是姑父教会父亲擀“起花”的。
首先是准备工作。买来火硝，硫磺。柳棒灰需自己做。到村外田头弄些干柳树枝回来，点上火烧，不等烧透就盖上大盆闷。等火灭灰凉再拾掇。把火硝、硫磺、柳棒灰按规定的比例混合，再放到碾上压，压得越细越好。推碾是个累人的活儿，一推就是好几个小时，那沉重的碾坨子，就像生活的重压，压得一个成家才几年的农村青年喘不过气起来，累得他大汗淋漓、跌跌撞撞，还得坚持着，坚持着……
准备好了火药，还要准备纸、杆儿和轴儿等。书纸、报纸最好，那年代淘换这些东西不易，淘换不着就买。做杆儿的最好材料是麦秸和小芦草，麦秸是母亲过麦时梳下的，小芦草是父亲和母亲到野外割回家的。找一根竹筷，削得细一点，再用�爸侥サ霉饣恍弊髦岫�
然后就是制作了。把纸裁成约五公分宽的长条，左手拿过纸条，右手拿轴儿放在纸条靠近胸前的一端，左手往前一搓，纸条便卷在了轴儿上。搓一下到不了头，双手往胸前拖回，再搓，再拖回，再搓，长条纸就全卷起，抹一点白面熬成的浆糊粘住纸边。放到一边，再卷下一个。这些是“起花”筒的半成品，“起花”筒的成品还要一道工序。把麻线一头固定住，一头捏在手里，另一只手拿一个“起花”筒的半成品，在靠近一头三毫米处使劲勒上一道深痕，此处的纸勒紧，从另一头往筒里装进火药，就不会漏出了。
锤火药。这道工序是关键，很麻烦且要求不是一般的高。把“起花”筒捆成一个六角形的盘，孔一律朝上，用小箩盛火药，在上边箩。箩上一层，把幅条伸进孔里，用砧子锤幅条上端，使火药结实。逐孔锤完，再箩上一层火药，再锤。如是反复六七遍，才能把火药灌满锤实。此过程中几个细节要特别注意。“起花”筒盘必须是331个“起花”筒捆成，多一个，少一个都不行。少一个捆不紧，不好锤，多一个捆不成六角形，也捆不紧。捆六角形的盘要用好麻搓成的绳子，结实。往里灌的火药干湿程度要掌握好，太湿了不好锤，太干了粉末飞扬，呛人口鼻。锤的结实程度也要掌握好，要锤结实，锤结实了，“起花”才“起”，锤不结实“起花”不“起”，放的时候还可能会爆响。那年代的“起花”只比“起”还是不“起”，点着后，“嗖”的一声蹿得很高，直插云霄，空中只留下一串金色的火花，任人仰望着遐想，那才叫好“起花”。父亲是个仔细人，每道工序都力求完美，他做的“起花”很“起”，在集市上卖得很快。
锤好的“起花”还要引上芯儿，就是导火索。在勒了深痕的那一头中间，用锥子使劲钻出个小孔，这个重复性的动作常常磨得父亲的手心肿痛难忍。钻上孔，把芯儿插入，外头儿一掐，引芯儿便穿好了。
最后，再用小纸条（相当于现在的透明胶布）给每个“起花”粘上杆儿。至此，“起花”的制作才算全部完成。
如此繁琐的制作工序，听着都觉得麻烦至极，更别说做了。终于做成的“起花”总得卖个好价钱吧！一毛钱二十个，这就是那时的价格。父亲骑着自行车到方圆三五十里的集市上去卖，闫坊、淄博、淄川都去过。与村里的韩大爷一起去淄川赶集，卖得好，一高兴买了个油炸果子，吃着那个香哟！一香一个跟头。现在想起来，还香在喉咙眼儿里呢。有一次，父亲到桓台赶集，所带的“起花”全卖光了，回来的路上好几次停下自行车点钱，二分的，五分的，一毛的，两毛的，数好几遍，看着一家人千辛万苦换来的劳动所得，那种高兴和感动无以言表！
那三四年，每年都是早备好材料，从农历十一月初开始擀，忙活整个冬天，一家人力所能及的帮忙。有时邻居家大一些的孩子也来帮着锤火药，锤大半个上午，父亲会以两个成品的“起花”慰劳，那些大孩子还很乐意。一冬天挣三十块二十块的，就心满意足。
父亲最后一年擀“起花”是一九七九年，那年我六岁，父亲二十八岁。父亲春天盖了五间土坯新房，奶奶笑得合不拢嘴。夏天我妹妹出生，母亲地里家里的忙上加忙。我和弟弟就知道瞎闹腾，最大的愿望就是盼着过年吃点好吃的、穿新衣裳，盼着正月十五放放“起花”，放“滴滴金儿”。
大年初二下午，当其他亲戚都散去只剩下父亲、母亲和我的时候，父亲讲了那些他一辈子都忘不了的经历。而我长到四十多岁，还是第一次听。一向寡言的父亲借着中午喝了几两酒的兴奋，讲得眉飞色舞。我静坐聆听，听得满心是泪。我印象中，父亲一直是个木匠，靠手艺吃饭。从来都不知道在父亲成为一个木匠之前还有过擀“起花”的经历！为人父母的，为了操持家庭，为了养育孩子，受了多少累！当儿女的才知道几分！听父亲讲，看他一手拿纸，一手拿筷子当轴儿在茶几上比划，我眼前仿佛浮现出一幅朦胧的画面：昏黄的灯光下，父亲就是这样左手往前一搓，又两手一起往后一拖，再往前一搓，再往后一拖……反反复复。在那艰难的岁月里，“搓”着对来年的憧憬，“擀”着对好日子的期望。
“滴滴金儿，放门砧儿，滴下个金子给娃娃买好东西儿。”
“起花起花蹿得高，盼着咱农民的日子节节高。”
那些耳熟能详的歌谣，那些骨子里最质朴、最本真的愿望，啥时候想起来，都让人热泪盈眶！
再看看现在这日子，每天的生活比那时候过年还好得多！那时候，只有过年才可能吃上一顿肉，一家人围着大灶啃骨头，撕下一口，在嘴里大嚼而特嚼，嚼得腮帮子吧唧吧唧响，热气腾腾，笼着每个人幸福的笑脸。年三十晚上，吃上顿白菜猪肉水饺就心满意足。现在，鸡鸭鱼肉的，想吃啥就吃啥。都嫌吃荤菜太油腻，吃青菜、吃野菜成为时尚了。
现在的“滴滴金儿”是电光的，火星四射，五颜六色。烟花名目繁多，应有尽有。也不用专等正月十五燃放了，年前就很多人放，只要愿意，啥时候放都行。只是我们鲁北一直有正月十五燃放烟花的风俗，这时候燃放的人特别多罢了。
看啊！大礼花在生活小区大门口的开阔地带摆了好几排。警戒线外，围观的人群一层又一层。警戒线内，穿制服的专业人员正准备点燃。只听到“砰”的一声，大礼花飞上高空，随后“咚”的炸开，五彩星星一般悬在天幕上，照亮了半边天；也有一路呼哨钻上天噼里啪啦炸开的。没等上一个礼花隐没光彩，下一个已经上天等着绽放，此起彼伏，看得人眼花缭乱，心花怒放，一个劲儿地啧啧赞叹：“好看！真好看！”
“这日子到天上了！想不到啊！”“现在这国家政策好啊！”祖辈人父辈人常这样说。不像过去，没有挣钱的“头儿”，挣个钱儿受多少罪啊！现在，不管是谁，不管干啥，只要肯铺下身子干，就能挣到钱，每天都是“滴金”的好日子。
将来会更好，好成什么样，我们现在想不出。一路发展一路歌。是那些烟花开放的日子和它背后那种中国农民身上的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的精神撑起了一个个家，绚丽了我们今天和未来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