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已无处安放

回想父亲的一生，虽算不上轰轰烈烈，却也是历尽沧桑风雨，当过“三好五好”战士，参加过天安门国庆阅兵，亲历过唐山大地震，那些褪色的领章、纪念章和荣誉证书，见证着一个农家子弟艰难的奋斗历程。父亲一生养育子女六人，四人夭折，独剩我和妹妹，父亲视若珍宝。1993年，父亲下岗，为供我和妹妹上学，回乡当了农民。这一年父亲48岁，晚年将至，却不得已重新拿起锄头学种地。

那时，我们村是远近闻名的“烤烟示范片”，父亲看着眼热，花大价钱买了头小水牛，也加入了开荒种烟的队伍。父亲拉着小水牛，拖着犁铧，在山上拼命劳作，火辣辣的太阳，将父亲晒得跟炭一样黑。这一年，父亲49岁，头发几乎全白，手上、腿上的经脉突起、扭结，像一条条即将干涸的小溪，又像一条条暴怒的小蛇，蜿蜒、吸附于父亲的身体。

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到我大学毕业，父亲憧憬着，梦想着我毕业后会有一份工作，但是生活并不是父亲想象中的那般美好，毕业后我竟成了待业青年，而且一等就是三年。2001年，几经周折，我终于考取了工作，父亲喜极而泣，二话没说就让母亲到学校帮我带孩子。父亲本就不擅长农活，园圃里那些细活就更让他焦头烂额，满院坝的猪、鸡、牛、羊，稍稍晚回去一会儿，多远就听见它们在吼。父亲一个人忙忙乱乱，饱一顿饿一顿，也许是无趣，也许是寂寞，他竟破天荒地买了小狗小黑，走到哪里都带着。这期间父亲曾遭受过一次严重的胃出血，出院时，医生再三叮嘱切不可再沾酒，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我们因此每个周末都回去，坐一个小时的班车，走一个小时的山路。父亲算准了时间，早早地等在村头，牵着掉角牛，领着小黑，一边割草，一边朝路口张望，远远地看见我们，扔下镰刀，三步并作两步走来，接过小娃娃，看了又看，摸了又摸。

我参加工作的第三年，父亲的退休工资涨了，家里的境遇逐渐好转，土地也外包了一些，父亲的身体却大不如从前，随时都喊累，喊冷。牛贩子不知从哪里得知了消息，劝父亲将牛卖掉，父亲犹豫再三，毅然决定：把土地全部送人，他和母亲一起来帮我带孩子。很快，家里的院坝里就只剩下掉角牛和小黑。父亲端个凳子坐在檐坎上，裹一支老草烟，慢悠悠地抽着，自言自语。父亲将小黑寄养在幺叔家，叫了辆大卡车，拉着他一生的“积蓄”和“宝贝”，带着母亲搬到了我工作的地方。搬家后，父亲整夜失眠，脸像刀削一样瘦下去，肚子却一天天地鼓起来，我吓坏了，赶紧带他去医院，医生说：“肝硬化腹水，得赶紧住院。”我慌慌忙忙地跑回学校请假，要带他到大医院去看病，父亲死活不肯，多说几次，他就瞪着眼睛吼我：“好好教你的书，瞎操什么心，没出息！”万般无奈，我只得将父亲送进了当地医院。

2014年4月16日，父亲搬来后的第39天，我正在县城搞教研，突然接到父亲的电话，说他们马上就到。招待所门口，北风北雨，父亲提着大包小包的东西蹲在墙角，母亲抱着女儿哭成了泪人。我当即把父亲送进了县医院，但是还没等医生诊断完毕，父亲体内的乌血就一口接一口地吐出来，溅了一身一地。医生说：“咋才送来，太晚了。”我愕然地听着，浑身颤抖，如梦游般签完病危通知书，又像幽灵一样移回父亲的身边。那一夜，我把所有的被子和衣服都给父亲盖上，抱紧双臂，拼命地想要停止颤抖。第二天深夜十一点五十五分，父亲停止呼吸，那些突起、扭结的经脉不再有活力，我死命地抓着他的手，一个指头一个指头地掰扯，直到它们变僵，变直，再也不能弯曲。

漆黑的夜，如梦靥般笼罩着大地，雨越下越大，风越刮越猛，我们载着父亲的遗体在泥泞的山路上颠颠簸簸。小黑不知什么时候从幺叔家溜出来，半坐在家门口，它不再“汪汪汪”地叫唤，不再摇头摆尾，不再上蹿下跳，它默默地移到一边，让我们把父亲的遗体抬回家。

如今，父亲离开我们已十二年零五个月，每每在高楼林立间，看到那些背井离乡来帮子女带小孩的老人，我总忍不住驻足：花白的发，蹩脚的城里话，满眼的乡愁，满心的牵挂，让人忍不住泪流。多少次逛街，总有一种冲动，想给父亲再买一套他喜欢的西服、一双皮鞋、一支烟斗、一个按摩器，但是我的孝已无处安放，拿起的东西只得又放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