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故乡

小车一出西安城就直奔岐山县陵头村——在我的小说里被我多次虚构为“松陵村”的小村庄。村子紧偎连绵不断地北山，南向辽阔的关中平原，在这块神奇的土地上，我生活了三十多年。我们一行，站在村口的那棵白皮松下仰首而望。——我在小说中无数次写过的这棵白皮松是壮丽而伟岸，自信而坚毅的，郁郁葱葱的树冠如撑开的巨伞，松涛发出的声音常常像怀春的少女从梦中发出的呢喃。可是，眼下的这棵千年古松已经不是一个活物，它神情冷峻，面目冷漠，干枯的树干仿佛伸出去的五指倚在天幕上，当年雪白的身躯如同扒掉了衣服的老人，毫无光泽的灰黯遮掩不住一派衰老。我津津有味地给同行的友人讲述祖母领着我在松树下捡起松子的愉快。我似乎能看见，我的童年在大树底下活生生的跳跃；我似乎能看见，松树底下那条通往县城的乡村土路上我留下的无数个脚印，这些脚印如排列组合在稿纸上的汉字一样记录着我的有幸和不幸，荣耀和艰辛。时间老了脚印，时间老了树木——连千年古松也未能幸免，时间老了一代又一代人，唯独土地不老——我脚下的这块土地依旧是一万年前、一千年前、一百年前的土地；我的祖父祖母、我的父亲母亲劳作一生已被土地打败，我们每个活着的人同样将在和土地的较量中败下阵来。在我看来，不老的除了土地外，还有文字。好的文字将会被时间越擦越亮，将会和土地一样永垂不朽。

我们一行走进了我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时期生活的院子里。当年的四合院，当年的气派和体面已经荡然无存。幸亏，叔父还留下两间岌岌可危的厦房，在破败的院子里支撑着历史的一角，见证着上世纪六十、七十年代这一家人像烂麻袋片一样无法补缀的生活。颓败的厦房弯下伤痕累累的身躯向远方的客人诉说着陈年旧事——只有我能看清，遗留在这院子里的日子有多破烂多伤感。

我已有二十多年没有进这个村了，村庄是陌生的，街道上的每一个人都是陌生的。1976年的夏收时节，家里断了顿，没有一把可以糊口的面，我夹着粮食口袋在这里借了生产队一斗小麦。我的德太叔领着我去生产队的打麦场上装麦子的情景历历在目，我东瞅西望，寻寻觅觅，那个打麦场，我已找不到方位了，可是，善良的德太叔依一个令我尊敬的父辈形象被固定在了纸上。我相信，只有好人才是故乡的灵魂，故乡的根基，故乡的记忆，故乡的历史。

在村街的东头，我终于认出了我的一位婶婶，她几乎失明了，我开了口，他听出了我的声音，喊出了我的名字。一看见老人，我拉着她的手，噙着泪花，硬是没有让眼泪流出来，她和我的母亲一样，被生活无情地折磨过——我好几次看见她手提着一根棍子，手里捏着一个粗布口袋，外出要饭。而我那可怜的母亲当年也和这位婶婶一样讨要过——当叫化子。婶婶还活在人世上，而我的母亲离开我将近二十年了。如果我的故乡没有父母亲，没有这样的婶婶，我的故乡便是一个空壳。

在婶婶家的墙隔壁就是通往山里面的土路。这条土路上，撒着我的青春的汗水。我记得，有一年夏天，我和生产队里的社员一同去沟里面叫做“三亩坪弯”的地方割麦子，割到一点多才散了工，我给架子车上装了麦捆，刚下了一道陡坡不远，架子车翻车了，土路坎坷不平，又窄又陡，左边是深沟，右边是土崖，幸亏没有翻到沟下面去——否则，车毁人亡。肚子又饥又饿，浑身大汗淋漓。我把架子车上的五六十捆麦子缷下来，又一捆捆地重新装了一遍，才出了坡。几十年过去了，我翻车的地方依旧牢牢地楔在我的脑海里。现在，我回来了，我站在我翻车的土路上，仿佛把艰难的日子踩在了脚下。如果，我的人生没有这些内容，就会显得轻飘飘的。

尽管，路两旁的枣刺、荆棘凶巴巴地伸出来阻拦我们；尽管，我的朋友的爱车已被划了一道又一道令人心疼的印痕，他还是一步一步地向前开，一直将车开到了不能再多走一步的山沟里。站在窄小的路上，站在深不见底的沟边，我给同行的朋友比划，哪个山头曾经是我割柴的地方，哪个山坡曾经是我放羊的地方，哪个山沟曾经是我背着背篓拾牛粪的地方，哪面坡地曾经是我犁地种麦子的地方。同行的朋友已经不再感叹山里空气的清新，不再感叹山景的美丽而苍凉。他们跟着我，和我一起回到我留在山里的少年和青年，走进我人生的旮旯角落。朋友问：在山里头不寂寞吗？我苦笑一声：寂寞不是我的感受，连苦和累也不是，只有饥饿才是忘不了的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