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微微泛黄的往事

整理抽屉的时候，翻出来一沓旧年的稿纸，稿纸上的字迹已开始模糊褪色，纸页也有些微微泛黄。

仔细一看，是数年前，同事出书那会的一篇《自序》。文稿上圈圈点点划划，被改得密密匝匝，一个字，一句话，一段落……细仔程度令我感动。

原来，我曾经也是有过这样的耐心和热诚的。改稿的情景，还历历在目——

同事的序是自己写的，定稿之前他拿给我，让我给看看。也许他的本意只是谦虚一下，或是让我欣赏而已。而我倒好，偏偏对这事超热情，约了另外一个同事，趁着中午休息的间隙，趴在单位文印室一张不大的桌子上，毫不留情地把这篇自序从头至尾涂改了一通。一边改一边还煞有介事地跟他说着修改的理由，这架势，搞得比他这个作家还厉害似的。

因为改得太专注，我当时真没留意他的神情。改完了抬起头，看到他咧着嘴，谦和地笑笑，表示同意这种意见，认可这翻修改。

那些日子，因为他要出书的事，我们很是兴奋，总觉得沾了不少的光。有一个作家同事，这可了不得。

记得我们常常是见了他便说：唉，人哪，有时候不想出名也难啊！

他听了，还是咧着嘴，谦和地笑笑。但看得出，这笑，是从他的心里面出来的。

那时，我刚进单位不久，作家同事给我的印象是低调，谦卑，热爱生活，淡泊名利。韩寒在《三重门》里说，世上淡泊名利的人只有两种，一种是名气小得想要出也出不了，一种是名气大得不想出还在出，前者无所谓了，后者无所求了，都“淡泊”掉名利。但是我觉得我的这个同事，好像是个特例，他积极，认真，热诚，有责任感。他一直业余对我们生活的小城历史在寻踪，一来为抢救和保护历史遗迹，二来让后来人了解和熟知小城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热爱自己的家乡。

这便是他心所愿。

我想，也许这就是当时这么热忱，帮着改自序，并校稿的所在吧。当然，他的书印出来，我们都第一时间收到了他签赠的书，还包括我们的亲戚，都跟着得到了签有作者大名的书。只是，我到现在也没有看完他那本书，不清楚他在书里写了多少事。

这么多年来，内心里从没把他当作家看，因为彼此太近太熟，已经熟到不能再熟的地步。我知道他喜欢些什么，家里有多少贷款，他和他老婆如何吵架，甚至更隐私的事。他对生活，对人生，对命运的想法看法，他心底的情感、苦闷与迷惘，他的爱好，梦想和向往……我都清楚。

他已把我当知己，常常跟我说：“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还在交往，真的不容易。”

我与他有推心置腹的交流，劝他不要为名利所累，不需要为了名利或是面子，去做免强自己的事。他认同我的看法，也承认还是放不下一些凡俗的东西。为此，近些年他开始学佛，想要找到一个出口。

其实，他是一个普通人，一个凡俗的人，但是偏偏沾上了一点文人的气息。中国的文人大多不甚理智，不甚现实，他们往往做着一些口诵心违的事，却全然不知。屈原虽然痛心疾首楚王的亲佞远贤，但是他注定还是愚忠的吊死在楚王这棵树上。柳宗元被贬永州，着《永州八记》，自成高格，但一纸诏书，让灵魂薄壳里隐没的诱惑跃跃欲试，他实现了自己的文人价值，却迷惘着文人自己的价值。

同样，我的这个作家同事，他是在乎功名的，他完全没有“淡泊”。

他的苦闷与迷惘，正是他不敢面对自己——不敢面对自己的感情，不敢面对自己的生活，甚至不敢面对自己的内心。明明生活在红尘中，却非要残忍地扼杀尘缘情趣；明明是一个平常人，却还要强迫自己去做一个非常人。

他早已人到中年，内心却有太多与他这个年纪不甚相符的向往，因为他都没有经历过，享受过。但对他而言，仅仅只是一种向往，他不敢也不会付诸行动。他的思想里有着归隐的成分，但最终是什么也放不下。他改变不了自己，他也做不到，这是文人的宿命，他的宿命。

有一次，我看着他，平静且真诚地告诉他：以他的善良，谦卑，忍耐，宽容……和对我这许多年的关爱，本应该得到我的尊重甚至尊敬的。而现实的情况，是我们一直在交往，但仅仅只是一种平平常常的交往。

他低着眉眼，以同样真诚的口吻对我说，他觉得我变了，早已不是以前的我了。

是的，我变了。

张爱玲说“出名要趁早”，但事实上，张爱玲的一生却是隐姓埋名的，一直到她最后孤独平静的死去，都与她年轻时所说“出名要趁早”的高调相悖，让人匪夷所思。

其实，人活到最后剩下什么，要什么，无非只是自己和自己内心的那点玩意儿，何必为身外之物所累。不如在红尘闹市辟一静地，安身立命，独自行走，在自己营造的心灵小院里退隐。

说到底，我也只是真实了，淡然了，跟自己平和了。

这一次，他抬眼看看我。

我们默默地对望着，坐了好久。仿佛彼此就是一沓旧年的稿纸，稿纸上的字迹已开始模糊褪色，纸页也有些微微泛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