痴雁

2013年8月4日，严门弟子在苏州大学举办纪念严迪昌先生逝世十周年纪念会，邀请我和曹虹参加。十年前，当江苏古籍出版社的朱野坪学棣来电话告知严先生不幸去世的消息时，我正在上海一家医院的手术室外，等待妻子的手术结果，未能亲赴苏州吊唁。十年后的这个会议，我是理所当然要参加的。十年，那么漫长又那么短暂。当我在会上预备发言的时候，猝不及防间，李商隐怀念其师的诗句“十年泉下无消息，九日樽前有所思”（《九日》）便闯进了我的脑海。

说起和严先生的缘分，可以追溯至五十年前。其时家母在南通中学任教，先父则供职于南通市第一中学，我们全家都住在通中校园里。严先生1959年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在那个年代，他本是所谓“根正苗红”，在读期间发表的文章，就有以“工人子”为笔名者。偏偏性嗜读书，遂有“白专标兵”之恶谥，毕业后未能如愿留校，分配到南通师范专科学校。1962年师专停办，遂移砚南通中学任教，与家母成为同事。因为都是上海人，又同在语文学科，所以与我家往来颇为密切。他好甜食，特别喜欢吃家母手制的八宝饭。我那时也就三、四岁，总是喊他“爷叔”（上海话“叔叔”的意思），据他说也曾抱过我。但到了1964年，家母调动至市一中，我们也搬离通中，住到校外的公房里，往来就不多了。接着是“文革”，先父因《海瑞罢官》一剧撰文与姚文元商榷，结果成了南通市中教界第一个被打倒的。1969年，组织上作出“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结论，全家下放到江苏省启东县通兴公社五大队十九小队。先父名讳“启东”，似乎冥冥之中早有定数一般，中年竟发配此地。直到“文革”结束，1977年高考制度改革，我考取南京大学中文系，父母也从县里重返南通市第一中学工作。严先生则一直在通中，“文革”时挨了不少整，吃了很多苦。1980年5月，他调至南大中文系工作，我是大三学生，又有了与他接触的机会。称呼则按照南通人的习惯，变为“严先生”。

严先生现在是以古典文学研究名家为学术界所熟知，但他调进南大的名义却是陈瘦竹先生的助手，主要从事现代文学研究。五十年代以来的大学体制，因为向苏联学习，以成就窄而深的“专家”为追求目标，所以一个系就按专业方向分为不同学科，各人严守畛域，既不跨越，也不往来。即便在一个学科里，也是各人分头把守一段，你研究唐代，他研究宋代，甚至一辈子只研究某个作家或某本专书。严先生因为身在边缘，就没有那些限制，只要兴趣所在，便是研究对象。所以，他不仅因此而研读了许多人不甚在意的清人诗词，对现当代的新诗也颇多关心，在《诗刊》、《雨花》、《钟山》等文学杂志上，屡有大作刊登。从数量上说，似乎还多于古典文学的研究论文。只是他兴趣更大的还是在古代，所以进入南大之后，授课与研究的主要方向还是在古代，但始终不脱现当代。直到他去苏州大学工作后，因全力投入清代文学研究，才减少了对现代诗坛的评论。2003年3月，他写了《游弋于“古”“今”两界间》，数月后便去世，不妨视作是他对自身学术的总结。他身后出版的《霜红簃文存——严迪昌诗文选》，编者以此文作为“代自序”，是非常恰当的。对于“古今”不作壁垒森严观，研究古代的人要关心现当代文学的发展，这也是先师程千帆先生极为关注的一个方面。他曾特别强调说：“研究古典文学的同志要重视现代当代文学。”（《关于治学方法问题》）而严先生对于现当代文学堪称深度介入，已经远不止是“关心”了。他自己颇为得意在1981年第六期《文学评论》上刊出的评《九叶集》的文章，曾经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他说：“与1984年11月号《新华文摘》全文转载我的《清诗平议》放在一起审视，除了又一次表证始终游弋在‘今’‘古’之间的学术定位外，我的喜生不喜熟，‘喜新厌旧’的学术作派似也凸现分明。”（《游弋‘古’‘今’两界间》）在这一点上，倒是“夫子言之，于我心有戚戚焉”的，尽管我从不公开发表对于现当代文学的评论。2013年读了阎连科的《炸裂志》，实在是三十年来中国社会的缩影。这一虚构的城市以“炸裂”为名（不是“破裂”、“爆裂”，这些都有一个过程），更是象征着其变化之速有如迅雷。孔氏家族，几乎就是中国传统的代表；而那个朱姓女子，究竟代表了“程朱”之“朱”还是“朱红”之“朱”呢？在“利益”面前，无不纷纷崩坏。惟一留有希望的是孔家老四这个读书人，也许拯救这个世界的最后力量就在教育和学术了，至少作者对此还持有一点稀薄的乐观。

严先生来南大，先是只身一人，住在单身教工宿舍，那是一个筒子楼，房间大小约12平方米，他戏称“螺壳居”。就在我们学生宿舍的后面，所以晚饭后，我常常跑去他那里，请教一些学问上的事，也报告一些自己的浅薄心得。大学毕业后，我顺利地考取了硕士研究生，还在南大就读。1982年3月，我把与曹虹合作新写就的《李义山诗的心态》呈交批阅，并且准备提交当年“五二○”南京大学八十校庆的论文报告会。他让我一小时后再去，等我再去的时候，他正在给系里负责科研的副系主任包忠文老师写推荐信，让我们参加这场报告会。印象最深的是，严先生说：“写得很好，后半部分比前半部分好，看到最后一节的时候我眼泪都要下来了。”那年的论文报告会非常隆重，当时研究生的数量很少，别的是红校徽（后来才改成橘黄色校徽），论文报告也是参加教师组。现任中华书局总编辑的徐俊，当时还是大三的学生，参加了这场报告会，二十多年后仍然印象深刻，总是说“那时有谁研究心态啊”！不过，文章的刊登已是在三年之后了。去聊天的内容很多，除了学问上的，也有生活上的。那时在谈恋爱，曾经讲起曹虹好吃甜食，严先生立刻评论道：“好吃甜食的人多情。”此话是否具有普遍性我不敢说，但严先生好吃甜食，他本人“多情”恐怕是事实。还有一次，他告诉我年轻时曾有一号“痴雁”，这个号大概不常用，所以从来没有看到别人提及，但我确实曾经在他的某册书上见到“痴雁”的印章。这么说来，严先生岂止是“多情”者，更是“痴情”者。他把他的痴情用在事业上，用在生活中。二十年行走在学术研究的边缘，如果没有“痴”的精神，如何能坚持不懈用志于学术呢？二十年间也有从政的机会和经历，如果没有“痴”的精神，又如何会弃之如敝屣、而对荧然青灯泠然雨窗情有独钟呢？读古典文学的人都熟悉元好问的“雁丘辞”：“恨人间，情为何物，直教生死相许？”（《摸鱼儿》）据元好问所述本事：“乙丑岁赴试并州，道逢捕雁者云：‘今旦获一雁，杀之矣。其脱网者悲鸣不能去，竟自投于地而死。’予因买得之，葬之汾水之上，累石为识，号曰雁丘。”我1992年夏天在日本京都，曾在正午街头见到一幕，堪与比配。那是一只燕子中暑后暴跌街头，另一只燕子就始终围绕其旁，不肯离去。人总是自傲为万物之灵，“禽兽不如”乃詈骂语。殊不知禽类中有衔石填海的精卫，有濡羽救火的鹦鹉，有因爱殉情的大雁；即便是兽类，也有如《庄子》所说“虎狼仁也”，“父子相亲，何为不仁”（《天运》）？有被其子（是人而非小狮子）“以利刀开喉破腹，虽加此苦，而慈爱情深，含忍不动，因即命绝”（《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四）的狮子王。马克·吐温说：“人类是惟一会脸红的动物，或是惟一该脸红的动物。”人类需要向他类学习的地方太多了。“痴雁”，一个多么有意味的名号啊！

因为是单身一人，严先生总是在食堂吃饭，有时饭堂也成了我们交谈的场所。虽然他是父母执，我却未能遵守古礼“不谓之进，不敢进；不谓之退，不敢退；不问，不敢对”（《礼记·曲礼》），说话反而比较随意。那时他是《全清词》编纂研究室副主任，对清代文献用力甚深。我从一些资料中获得信息，知道在台湾曾影印了一批中央图书馆的善本书，内容为宋代至清代的诗话，当时正治中国文学批评史，其中有很多为昔日闻所未闻者。有一次在饭桌上，我举出一种清诗话向严先生发问，答曰“不知”；紧接举出第二种，答曰“不知”；继而再举第三种，答曰“不知”。我本意是想请教这些书是否有购买价值，但当时不知怎么，连听三个“不知”后竟然“扑嗤”一笑，就变得有点考问人、讥讽人的意味了。严先生肯定不高兴了，遂自我解嘲道：“我是一问三不知啊，这叫‘师不必贤于弟子，弟子不必不如师’。”日常谈话间，这种无意之中的“得罪”恐怕也不止一事二事，有段时间，我们的关系变得有点儿紧张，交谈也变得有点儿“话不投机”，所以无事再也不敢去他那里了。

严先生是个骄傲的人，他的前后同学留在南大工作的，学术成绩或不如他。即便有成绩的，在他看来，也不一定做到兼通古今，所谓“善言古者合之于今，能述远者考之于近”（陆贾《新语·术事》）。加上长期的中学教学生涯，使得其授课极受同学欢迎，“宋词流派研究”一课获得南京大学教学优秀一等奖。而一般大学老师并不讲究教学法，受欢迎程度就没有那么高。继而又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一时荣誉纷至沓来。我记得他在“宋词流派研究”课上讲到苏轼的时候，曾引用其“忍痛易，忍痒难”的话（完整的表达见《春渚纪闻》卷六：“处贫贱易，耐富贵难；安劳苦易，安闲散难；忍痛易，忍痒难。人能安闲散、耐富贵、忍痒，真有道之士也”），他对这番话曾感慨系之。但天下事“非知之难，能之难也”，当严先生身处顺境之时，他未能“夹紧尾巴做人”，在日常的言谈之间，大概无意中也得罪了一些人，一旦在某个契机爆发，就往往难以收拾。

八十年代中期的南大，住房极为紧张。1985年，严先生的夫人调入南京大学，在出版社工作，他的住房也调整到桃园北楼，原先只有一间，后来实在拥挤，学校又将对面一间“借”给他。次年春，某天晚饭后我去严先生那里，见他一人兀坐，闷闷不乐地抽烟，急询其故，原来下午主管后勤工作的“阎武”副校长值班，可以向他申请改善住房的要求，严先生去了，表明来意，该副校长以不友好的态度质问：“不是已经给过你一间了吗？又来做什么？”严先生把手掌往前一伸说：“好！那你把借条还给我。”以这样的气氛开始，接下去的谈话可想而知。副校长说：“你对我不尊重。”严先生说：“你要我一进门就对你三鞠躬吗？”结果自然是不欢而散，无功而返。“文革”以后，中国的大学出现两种状况：一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观念深入人心，所以职员对大学教授无恭敬之心；二是官本位思想抬头，所以各级行政领导对教授也乏尊重之意。据说这位副校长自己是“不粘锅”，有“青天”之美誉，但人文素养极低。十六世纪法国人文主义者夏尔·德·布埃勒（Charles de Bouelles）曾经用一张图表简洁说明了人文主义者的基本设想，即人的生存有四个水平，自下而上依次为存在（像石头）、活着（像树）、感觉（像马）和理解（像人）。这位副校长的生存水平，在我看来，迹近乎石头，所以既无生气，也无感觉，更无理解，有的只是如石头一般冷冷的心。因为得罪了副校长，引起一些非议，《全清词》风波趁势而起。他似乎有满腹委屈，但一个骄傲的人，大概既不想平心静气听人意见，也不愿絮絮叨叨为自己多作解释，于是选择了离开，1987年夏初转赴苏州大学，结束了在南大七年的工作。离开之前，我们在夫子庙附近的江苏酒家给他们一家送行，好像是惟一的送别宴。夫人曹林芳老师说：“严先生今天特别高兴。”他是个不胜酒力的人，而我当年的酒量也远远不能与今天相比，但那晚我们喝光了一瓶红葡萄酒。

严先生离开南大后，我们见面的机会屈指可数。有次他来南京，曾到我家吃了一顿便餐。1991年曹虹拟赴日本京都大学访学，我知道严先生因为作《阳羡词派研究》，对宜兴茶具颇有研究，也购藏了一些。于是托他购买几把能送人的茶壶，曾为此去过苏州。1993年他的两个硕士生毕业，曾请我去参加答辩，一同被邀的还有华东师范大学的马兴荣教授。1994年，曹虹为其著作申请列入“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丛书”，先师修书一封，让我去苏州大学请钱仲联先生写推荐，曾顺道在严先生家小坐。我曾托他在苏州购买一套《文苑英华》，但书已售罄，他将自藏的一套赠送给我，算是对我多年前帮他在香港购买叶恭绰《全清词钞》的回报。虽然见面很少，书信亦疏，但还是留下了两点深刻的印象：

王元化先生生前曾提倡“有思想的学术，有学术的思想”，我觉得，严先生的学术是有思想的。这也不是我的一己“私见”。严先生逝世十年纪念会之前，我曾收到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中文系主任林宗正教授的邮件，称赞“严先生是一位很有思想的学者”。1991年去苏州，听严先生讲他的《清诗史》写作，其中有一个重要观点，就是“在朝”与“在野”两派的更迭消长，这个观点对我来说真如石破天惊。而他更有其史家见识，就是特别要为清代皇权统治下的“布衣寒士、风尘小吏”撰著一代“心史”，让那些被侮辱、被损害的人堂堂正正地走进历史。但此书的出版命运颇为曲折，我看到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版本，已是在他去世后八年了。

严先生在南大的时候，除了单篇论文，真正成为专书的仅有《文学风格漫说》，只是一册小书。他的洋洋巨著，都是去苏大后完成的。以我手头所有者看，如《清词史》（1990）、《金元明清词精选》（1992）、《阳羡词派研究》（1993）、《近现代词纪事会评》（1995）、《近代词钞》（1997）、《清诗史》（1998）等；身后出版的有《严迪昌论文自选集》（2005）、《霜红簃文存——严迪昌诗文选》（2009）；未完稿八种，包括《清代三千词人传略》、《清代词人疑年录》、《清三百年词人年谱汇编》、《明清文化世族史》、《清代文学史案》等。在他离开南大的十六年中，他是以何等高昂的斗志投入工作？他在《清词史·后记》中写到：“去年夏初来吴门定居，此间著述风气甚浓，闲散嬉逸者少，我很受鼓动。”那会是一种怎样的鼓动呢？我想是他的“痴”劲又犯了。在纪念会上杨海明先生曾经说，每次与严先生一起外出开会，他总是带着一只重重的箱子，里面放满了需要的资料，在会议期间，依然刻苦用功，则平日可想而知。有时杨先生一觉醒来，看到严先生仍然在挑灯工作。如果不是那样做“拼命三郎”，他应该能够活得更长，贡献更多的。67岁的生命，对于一个学者来说，实在是过于短促了。对于一个有思想的学者来说，实在是太令人惋惜了。

很多年前，严先生写过一篇《论“痴”》，引到陆游的“我辈情钟不自由，等闲白却九分头”诗句，以及《聊斋志异》中的《石清虚》和《书痴》，并总结道：“在生活上，在事业上，这‘情钟不自由’的‘痴’实在不可少。情之痴者爱必深。”不啻夫子自道。但我觉得更能传出“痴”之“神”与“妙”，也更契合严先生的，是蒲松龄《阿宝》中的这段话：

性痴则其志凝：故书痴者文必工，艺痴者技必良。世之落拓而无成者，皆自谓不痴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