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暮乡关

文登是我的故乡。三十年前，我生活在它辖区里一个偏远的镇子上。老家有一个很风雅的名字——岚村，可那里实在是僻陋：四面都被山包围着，活像坐落在一个硕大的锅底里。村北遮阳山上阴面的积雪，直到来年的映山红都开了，山石间的隙缝里仍能看到清晰的湿渍。山间的几条羊肠小路是小村与外界联系的通道，春天刚来，小道上丛生的勒丝（一种可以搓绳的韧草）便开始滋生疯长，到了夏天，它们便成了气候，在和村民们的脚板子的无数次较量中终于占了上风。人走得不仔细，就容易被它们绊倒，不过那也没关系，跌倒了也是磕在软绵绵的草上，不疼不痒的。没急事催着，索性坐在那里或是仰面躺下歇息一会：天是蓝的，水是绿的，山是郁郁葱葱的，一切都触手可及。车前草的花穗子在身边随风摇曳，撩拨得人痒痒的，矢车菊、蒲公英的花略带着些苦味，这也没掩住它们的清香。老奶奶们喜欢把它们鲜嫩的叶子和着豆面捏成青团子蒸着吃，听说不但味美还能败火，可我小时候从不肯去碰那些野意儿，我喜欢爸爸每年探亲回来，从上海带给我的太妃奶糖和徐福记萨其马，这品位够阳春白雪了吧。

村子里能通机动车的路只有一条，东西贯通成了小村的中大街。往东延展跨过一个叫“沟西”的村子，就能接洽到直通文登城的柏油路。不对，我家离开村子前，它还不是柏油路，那条通往县城的路是砂砾铺就的，可它已经是我们心目中高大上的坦途了。它通向我们的县驻地——封闭时代农民们心目中的人间天堂。于我们家的每一份子，这条路有着更为凝重深远的意义。打从我记事起，每年进了腊月门，母亲都会在某一天起早穿上新装，推着小车，步行十几里到县城的车站去迎接回家探亲的父亲。留在家中的姐弟仨，眼巴巴地盼着父母的凯旋，姐姐们想的是红红绿绿的纱巾、锃亮的皮鞋和高颈三翻领。除了奶糖和萨其马，那些印刷精美的小人书也是我的心头爱，总是翻来覆去地看，手不释卷。千里不捎书，那时母亲总怪我不会体惜漂洋过海的父亲，可她不知道，要不是这些小人书，我跟一年未见面的父亲怎会热络得那么快。太阳快下山的时候，大姐领着我们来到村东头的路口，焦急的等待中姐弟们玩起了猜人游戏：每当目光所及路的尽头出现一对黑点子，我们就轮流猜那是不是归来的父母亲。渐行渐近，人影越来越清晰，失望便越来越沉重。千帆过尽，终于迎来了他们，姐弟仨已经离开村头二三里。日暮乡关就在眼前，爸爸扑过来挨个儿拥抱我们，我们则争先恐后地推车拉绳搬行李，爸爸回了家，年也就到了。

八四年我们心怀愿景，举家搬到了外公的村子，开始了那段异乡异客，寄人篱下的生活。六年间，家里家外时刻都在发生着的变化，家族亲情在利益面前逐渐显得不堪一击，日积月累的细琐矛盾终于在八六年春节期间升级爆发。那一年父亲因为公务没能回家过年，出嫁一年的大姐喜得麟儿 ，我和二姐正在备战中考。我实在不愿回忆那段揪心的过往，旧事重提也不是为了质疑亲情的坚实与可靠。在外公例行举办的家宴中，在我们被拒之门外后，那种脚不着地的感觉让我幼小的心灵过早地体验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日暮乡关哪，仍在那生我养我的僻陋小村里，那里有胡子眉毛一把抓、豁着门牙的大伯父，有和我一起分享奶糖、萨其马和小人书的同年发小，婶子大妈院里结的杏子、李子我可以随便摘着吃……那里没有这般纠结龃龉，进退维谷的活法。

九零年我顺利地考上了大学，二姐也转到了上海工作，父母团聚，结束了南北分居的漫长岁月，家终于安在了上海。大学的四年，那些单纯而又苦闷的日日夜夜是我一无所有的轻狂时光。每年寒假，上海这座浪漫的都市都会像万花筒一般迎合着我猎奇的胃口，花花世界，鸳鸯蝴蝶，可热闹终究是别人的。外滩的情人墙上烙印着我青春少年的寂廖惆怅，那可望可及却不可在一起北方佳人、那粘着风干野菊的洒金笺上的绵绵呓语……日暮乡关，不在淮海路上那纷红骇绿的万家灯火里，也不在那百转千回，飘着酒酿的清香，漾着吴侬软语的弄堂里。

如今，定居在威海这座温情的北方小城里，眨眼已是二十二年。最近几年父母日见衰老，羸弱的身体再也经不起舟车劳顿的折磨。过年总是我和大姐牵儿带女赶去上海和一家人团聚。今年为了消除雾霾和噪音污染，上海外环以内禁止鸣放烟花爆竹。越来越淡的年味里，我再也无心去浏览这座号称东方巴黎的浪漫都市，整天在家陪着父母回忆远去的旧时光，日暮乡关哪，真真切切地安放在父母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