染坊碎忆

在张家港市境内，染坊业最兴旺发达的时期，大概在上世纪的30至50年代。规模比较大的染坊，主要分布在沙上的集镇上。因为沙上是种棉区，土布生产的兴盛，带动了染坊的发展。常在染坊里进进出出的顾客，多数是中老年妇女。她们捧着自己精心纺的纱、织的布，把它交给染坊老板，十天半月后再捧着染好了的各色各样的纱和布，回到自己家里织成老蓝色布，而后裁剪做衣。她们既制作男人庄重古朴的长衫，也制作自己款式时尚的外衣，还制作阿婆的头巾，小人穿的肚兜等。染坊门面上弥漫着一种忙碌的气息。

不知始于何年何月，传统的老蓝色让人厌弃了，毛蓝成了沙上的流行色，沙上的男男女女都穿起这种毛蓝色的服装。问其原由，原来是染坊从上海、无锡引进了一种新技术，使“染蓝”有了一个新突破。那些常在染坊里进出的中年妇女，被那典雅、光亮、纯情的“藏青”色所吸引，率先成了穿着毛蓝衣的绝色的江南女人。

染坊老板面上常带着老成的笑容，做事却很麻利。接手的布，用手在台面一量（台面上有刻度），会一口说出准确的尺度，柜台外的立马点头称是。布角上抹水后面碗片刮亮，写上字，再用竹壳绳把布角扎紧。接手的纱，或者点股数，或者称斤两，把写上字的纸条系上，也用竹壳绳把纸条扎紧。经过这样的处理，即便在大缸里混染几百件料也出不了错。

染坊里的染匠，清一色的男人。做粗活的，中老年居多，他们腰间往往扎着黑色腰巾，以便于爽爽地干活。染坊的染作时间，大多始于蒙蒙亮的清晨，为的是抢时间使染件能在当天晾干。染缸里冒着热气，白布一到滚水中就换了颜色。染匠的手上，戴有黑色的皮套，但那皮套也不太济事，所以他们的手总是毛里毛糙的，骨节根根里里外外沾满了染布的颜色，经年不褪。挑不尽的水，拧不完的湿纱湿布，故染匠腰里经常疼痛。染匠最费力的活，就数蹬着石元宝碾布了。那石元宝像只朝天仰着的大狗熊，没有人能够估得出它的重量。染匠踏着石元宝的两个棱角，在弧形青皮石面上不断晃动，使放在石面上的染后打皱的布光滑起来。

开染坊的人家都有宽阔透气的天井、场地，那里搭有棚架，棚架鳞次栉比高耸过屋。棚架上面挂满了染过色的布料，临风招展，尽显绝妙色相，往往成为难得上街的人印象中最为精彩的画面。染坊家的孩子上学时不敢去碰布料，怕沾上未干的色彩。但到了放晚学的时候，又喜欢钻到里面去，用那软中略硬的新布，蹭自己的脸。那气味就变得十分好闻，有一股沁心的异香。

用现在的眼光来看，染坊是沙上最突出的污染行业。开设染坊的地方，放染水时会弄得满河“青红紫黑”。受害最深的，当然是开染坊的自家。家里有驱之不散的“染”气，而且走出家门也总觉得它像粘在人的身上似的。那是一种臭碱的气味，很不好闻。有时要满足个别顾客的急需，也顾不上豆油菜油的，在饭锅上开小灶染，致使家里人一连几天吃黑粥黑饭。

染坊的乡韵，无可挽回地远逝而去，没有谁能阻挡得住。但它曾经承载着几代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寄托，让人不免常常深情地怀恋它。

我的父亲就是开染坊的一个老板。我的姑母在合兴中兴街做童养媳，嫁给了姑父俞耀生。在我的公公、奶奶去世后，10来岁的父亲就去俞家做学徒。俞家染坊店号叫“洪大”，在合兴、锦丰、大新一带很有名，所以俞耀生常常被人叫做“俞洪大”。“洪大染坊”的掌门师傅姓崔，我的父亲十分尊敬这位崔师傅。

我的父亲到20来岁，才在姑母帮助下独立开设染坊。先在后塍善政桥，后在后塍新街，店号叫“洪源”。洪源染坊的前面两间是店面，其中有半间是父母亲的看店房间。隔一个天井，接后面两间。后面两间是楼房，楼下是作坊、厨房。楼上是师傅、徒弟的住房与仓库。楼房后面是一方场地，有高高的棚架。棚架临着位于东面的天生港，港边全是石岸，石岸中间建有一个水栈。一港之隔，就是盛产棉花的三角滩。父亲经常谈起经营染坊的艰辛和幸福。他说，在后塍新街开业第一天，店面上人如潮涌；待染的纱与布，堆了大半间屋，清点、核准、记账，一夜辛苦，忙到第二天天亮。

沙上的几家染坊，规模之大，在常熟、江阴农村地区首屈一指。所以，沙上的染坊老板，经常到上海、无锡等地去学习先进经验，购买高档的进口原料。他们的印染技术，在苏南农村，也是傲视群芳，堪称引领业内新潮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