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为我耍社火

父亲在区政府做文书兼管后勤，执行上级“解放后的第一个春节一定要过得热热闹闹、红红火火”的指示，忙得不可开交。那时候搞文娱活动，尚无财政拨款一说，经费全靠群众自愿凑集，镇上各商号自然也慷慨解囊。联系演出的，捐赠资助的，抬送糕点的，父亲得一一登记、入账、进库。

我那时四五岁，调皮捣蛋，整天赖在父亲办公的小屋里不走：一是区政府门口社火多，架架在父亲的脖子上看，清楚解馋；二是小屋里间就是库房，放着一大老笼一大老笼色香味诱人的糕点。糕点在我眼里，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奢侈品。每逢过年，母亲也动手做一点糕点，送人剩下的，我才能尝几个。母亲做的糕点，缺油少糖，远不能和卖的相比。

一天深夜，看社火回来，肚子咕咕直响，我瞟着里间的库房对父亲说：“我饿。”父亲装作没看见我的目光，将下午从灶房买回的两个蒸馍，烤在火盆上，笑着说：“等烤黄干了，夹上油泼辣子拌咸菜，香着哩！”我指着里间的老笼，怯生生地望着父亲：“我想吃糕点！”父亲一脸严肃：“那不成，那是慰问社火队的！”我一屁股坐在地上，边蹬小腿边哭：“不嘛，不嘛，我就要吃糕点！那么多糕点，拿一包，谁知道？”父亲厉声斥责我：“胡说！你知，我知，天知，地知，神知，鬼知！”我透过手指缝，看见父亲眉头蹙成一团，神色不安地在屋里踱来踱去，只好无趣地站起来，拿起一个皮儿烤得焦黄的蒸馍，啃了起来。

第三天傍晚，父亲叮嘱我：“晚上门口有社火，我在照壁哪儿放了一个凳子，你就站在上面看。”不等我应声，父亲没了踪影。入夜，门口锣鼓阵阵，鞭炮声声，灯火闪闪，来了一家跑竹马的。透过牌灯和引竹马手中扬起的花火，我总觉得那个扮关公的，动作有点儿笨拙，身影却有点儿熟悉。

深夜，父亲归来，看我迷迷糊糊歪倒在椅子上，轻轻唤醒我，变戏法似的从手绢包着的麻纸里拿出四块点心，递给我，无限怜爱地说：“吃吧！”望着皮白儿、字儿红的点心，我抓过一块，咬了一大口：“嗬，好香，好甜！”忙又递到父亲嘴边：“你也吃！”父亲咬了一小口，自豪而又惬意地笑了。我问：“这是哪个叔叔送的？”父亲得意地说：“跑竹马挣的！”灯下细看，这才发现父亲脸上的红油彩尚未擦净，额头的汗水还是热腾腾的，心中不由一震：父亲五十多岁了，为了我这个不懂事的馋猫儿子，竟去耍了一夜社火！鼻子一酸，不争气的眼泪簌簌滚了下来……

十年后的一个春节，我也参加了街道的一个社火队，跑的还是竹马，扮的还是关公，挣的还是一包点心，不过我没有吃，而是带回家，奉献给两鬓已经斑白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