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糍粑，想起纯朴的山里人

这是发生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的一件小事，但至今在我脑子里挥之不去。

已经是腊月二十八了，过两天就要过年了。按故乡的风俗，这一天是打糍粑的日子。

故乡有首儿歌：“二十五，打豆腐；二十六，砍年肉；二十七，杀阉鸡；二十八，打糍粑；二十九，样样有；三十日，只管吃”。

尽管当时农村都比较穷，但过年的事还是不能马虎的。特别是打糍粑，孩子们时刻念叨着，父母们忙着准备着。

今年的糯米在哪里？还在大山里。父母心里无比焦急。

为什么在大山里？因为是换粮的缘故。

大约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三年困难时期开始，故乡就有了换粮的习惯。

故乡在南岭山脉五岭之一越城岭北麓一个叫金紫岭的山脚下。因为越城岭逶迤而下，在故乡一带形成相对高度悬殊的落差，又因为气候的差异，耕作上也截然不同。我们山下可以种双季稻，而山上则只能种一季水稻，或种些红薯。每到夏天，山下早稻收获时，开始“尝新”，吃新米饭。而山上早断粮了，于是下山来借粮。按约定俗成的规矩，山里人夏天到山下借一百斤新稻谷，秋收后还一百斤糯谷。而山下人春荒时粮食不够，就到山上去挑红薯，一般是三百斤红薯换一百斤早稻谷。这些规矩看起来对借粮者有点苛刻，但肚子饿了，自然要去借，所以习惯一直沿袭下来。

夏天时，早稻刚收完，山上一个叫水潮源地方的几户人家下山来借粮。有几户熟门熟路，借上粮挑走了。只有一户庄稼汉因为不熟，没人借给他。这是一个约四十出头的壮年汉子，高个，黑瘦，衣衫褴缕。挑着一担空箩筐，有点像讨米的乞丐。他来我们村里找了几户人家借粮，因为人们对他不了解，再看他一身装束，都不愿借给他。

当他找到我母亲时，已经是下午上工了。一个男子汉，简直是一副乞求的样子。母亲心肠软，便答应借给他。称好粮食后，那男人千恩万谢地挑着走了，答应秋后还一百斤糯谷来。刚好我们家孩子多，过年好用来打糍粑。

可是腊月二十八了，稻谷还没送来，看来今年的糍粑成问题了。

“难道我看错人了？”母亲自责道。父亲叹了口气，对我们说，今年不打糍粑算了。我们兄弟姐妹一个个撅着嘴，流露出不悦的神色，心里直怪山里人，怎么不讲信用呢？

中午时分，随着一阵匆忙的脚步声和爽朗的声音，山里人送粮食来了。山里叔叔放下担子，气喘吁吁。仍是一身破烂衣裳，汗水已湿透了背脊。

他先是一个劲地赔不是，说早就应该送粮来的，无奈今年工作队驻村，搞农业学大寨，开荒造田，不准放一天假，直到今天才放假，所以才送粮来。

接着，叔叔指着箩筐里的米说，原来准备直接送糯谷来，考虑到你们家要打糍粑，所以一大清早就在村里打米厂把稻谷加工成米，这不，来迟了。母亲张罗着给客人办饭。父亲俯下身去，捧起白花花的糯米，喜形于色，爱不释手。

这是山里的糯米，因为山里海拔高些，稻谷生长周期长些，用的是农家肥，所以颗粒大而饱满，碾出的糯米颗大圆粗，晶莹剔透，洁白无瑕，煞是爱人。我们也为有糍粑吃而欢呼雀跃。

送走了客人，父母便开始淘米，用甑子蒸饭，我们轮番地给灶里添柴，围着甑子转，把火烧得旺旺的。

掌灯时分，我们终于吃上了糍粑。

母亲说，山里的米硬好些。父亲说，山里人也好，朴实，讲信用。我们说，还是山里的米打的糍粑好吃些……

这种感觉一直延续到如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