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贵

小时候，村里有书的人家很少，看书的人更是寥若晨星。我母亲教书，因不参与春耕秋收，也被人鄙视，乃至跟放羊、磨面的人一律看齐，连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挣得公分都比他们高。

有书的人家，除了风水先生贾占元家，就是我家。传说贾占元有一屋子的书，都是关于阴阳八卦的，但并没有人真正见过。小孩子玩，偶尔能遇见他坐在葡萄架下，鼻梁上架着石头镜看纸张发黄的书。有调皮的，会伸头一瞥，据说跟学校里课本上的字是不同的。我家的书，其实也就那么十几本，不外乎一些《铁道游击队》《艳阳天》《红旗谱》之类的小说，我母亲作为村里小学校的老师，看书这事倒不被笑话。

学校里的学生，除去语文算术课本，余下便是石板一张。许多人上学，书包都不背，衣兜里装了石笔，抱着这几样东西就上课去了。

到我上学时，条件稍微好点，有了本子和铅笔。代销社里卖粉连纸，2分钱一大张，回来叠成32楷大，割开，拿线缝好，就是一个练大字的本子。正面写了毛笔字，反面还要当演算本，粉连纸薄，小孩用着用着就卷成卷了，也舍不得扔，家里大人把线去掉，裁成一寸多宽纸条，用来卷烟卷。那时看一个大男人卷烟，也是很有趣的事，一双粗糙黝黑的手灵巧地把一个小纸条卷成细细的烟卷，伸出发白的舌头，将接头粘住。五道庙闲坐，有人会连续卷好几根烟，就跟做笤帚一样。

那时代销社卖纸烟，村里人也买，买来舍不得抽，专门待客。等抽完了，把烟盒和里面的锡箔纸仔细揭开，捋得平平展展的，压到炕席底下攒着。

跟我村隔岸相望的村庄叫温池，村下有两股温泉。在我祖母那辈，温池以做纸出名，据说当时有近十家做纸的作坊，周围村里的人也被招去做工，隔河能看见晾纸时壮观的盛况，当然，那也是几十年前的事了。冬天，村里人提篮挑担去温池洗衣服，当年的洗麻槽里的水依旧是温热的，每次看到晾晒的衣物，我总幻想眼前是一河洁白如玉的纸张。

用了一年的窗户纸，经过了风吹雨淋，补了又补，到过年时，家家都要将窗户纸撕下来，换新的。撕窗户纸是件很费时的事，小孩会被家大人指派去刮低处窗棂，拿一块瓦片，一寸一寸地抠。抠下来的纸上，留残有木屑，大人们也不让扔，跟大一点的纸片一起装到篮子里，放到来年夏天，做纸瓮。

大部分人家中，都有个小柜子，专门放家里小孩历年来的课本。有次我翻祖母的柜子，竟翻到父亲和姑姑小时候的课本，拿出来，用刚认下的几个字，大声地念。我祖母跟别人不同，她不舍得将以前的书用水泡了做纸瓮。我后来的课本也放在了这个小柜子里。

村里人，虽大多不识字，但对书本和纸张，有特别的讲究，如不能扔掉、撕掉等，似乎纸上呈现出来的字体，有某种神圣。要消除不再需要的字据，一般都是放到灶火里烧，跟敬神又有相似处。

来年夏天村里人做纸瓮，翻箱倒柜地找废弃的书本和纸张，有名字的，剪下来烧掉，余下的，放一个盆里，用水泡，泡到稀软，再放进石臼里捣，捣烂后，抹在石凳或者石桌上，暴晒几天，揭下来，就是一个形状不一、大小不等的容器。把炕席底下的烟盒纸拿出来，齐整地贴到纸瓮上。磨面房差不多就是纸瓮展览中心，花花绿绿、高低不一的纸瓮里，装着金黄的玉米粒，是我们小孩子最爱看的一个风景。一般纸瓮、纸笸箩，都是用来放粮食的，比巴掌大一点的小笸箩，用来放烟叶。人们对待纸，就跟对待入口的食物一样金贵。

许多年后，因工作关系，我整日被纸包围。当稀缺变为充足，人心自会养得残忍无觉。与一直养成的爱惜、囤积和收藏各种纸张不同，打印机像废纸生发器，所有的纸张，无法也没有欲望二次利用，我会像旁人一样，轻松地选择扔掉、卖掉、碎掉它们。可是，有一天，当我看到一位老人家，将一张带有字的纸，无比庄重地盖到她的饭碗上时，突然对自己于纸的轻率心生愧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