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薯记忆
明万历年间，福建商人陈振龙在菲律宾行商，看到吕宋岛上西班牙殖民者引种的红薯，想起家乡的贫苦，怦然心动。可当年西班牙人对这种高产作物实行垄断，严禁出口。陈振龙用高价买了几根红薯藤，把它编进一个藤筐，“瞒天过海”回到家乡，马上栽种自家园子。四个月后收获了红薯，“小者如臂，大者如拳，味同蜜枣。”上报官府后，立刻得到推广。
几百年来，憨厚笨拙的红薯填饱了无数人的肚子，人们靠着它撑过了无数场饥荒。时至今日，当红薯由主角退至配角，人们逐渐淡忘了它引种来时的珍贵和风险，只作为粗粮和饲料看待。
红薯遍布着我童年的记忆，它的根深植入我的灵魂，在灵魂深处枝叶疯长，蔓牵着蔓，茎连着茎，密密匝匝，牵扯不清的还有那时代拖儿带女的艰辛生活。贫寒艰苦又温暖富足！
那时家里人口多，口粮少，米饭很金贵，全靠红薯来撑场。一锅饭，红薯唱主角，拿着大饭勺，在锅里左刮刮右挖挖，装进饭碗的还是红薯粒多。我恨死了这种吃法，趁人不注意时，把红薯粒拨给鸡吃，鸡吃饱了，我更饿了。饿急了的时候，叫上几个小伙伴，上山摘野果，在红薯地旁生一堆火，把偷挖的红薯煨在火堆里，到红薯地里抓蝗虫，捉四脚蛇，用树枝串起来烤。烤得焦香，吃得喷香，满手满脸乌黑。兴起时，扯上几根薯梗，左折右折成一条条绿色项链、耳链、手链，系在颈项，挂在耳上，戴在手腕，晃悠悠，绿得耀眼，像地主婆。
秋收的时候，满山的红薯都要赶在霜降下来前收进地窖。学校放农忙假，我的农忙假全在红薯地里打滚。父亲母亲在前面挖，我们跟在后面，把一块块红薯，抹去泥巴，整齐的码在箩筐里，再挑去地窖。笨重的红薯压着瘦小的肩膀，有想哭的凄惶。
晒红薯干，是另一件庞大的工程。洗干净的红薯，被母亲刨成片、丝，我们像蚂蚁一样拖着沉重的箩筐到晒坪，在清肃的暮色中又把红薯片、丝收进箩筐拖回家。反反复复，期间还要祈求不要下雨，那么几天后，红薯丝红薯片就可以扫拢装袋，贮备起一年的口粮了。
那时候的霜来真早啊！
除了晒红薯干，母亲也会将红薯变着花样，红薯片、红薯饼……还有用石磨把干红薯粒磨成粉，和水捏成各种形状的糍粑放在锅里蒸；吃得最多的还是蒸红薯，软烂得不用咀嚼，烂泥巴似的自己化了。
那时秋天的味道很多来自红薯，你走到哪，它跟到哪，默不作声，悄悄跟着……恨死红薯啦！正值贪口舌之欢的我们，牙齿闲着太想有用武之地，想咀嚼韧韧的白米饭，油亮的红烧肉。有白米饭就好，有肉就好，心里期盼着，懵懂地向往着，懵懂地活着，懵懂地快乐着。
总感觉，童年时期的色彩和味道就是红薯的色彩和味道，它们在人的肚子里沉淀为一种重量，如同苦难，如同岁月。我的身体里也布满红薯的印迹，我的血液里红薯的成分比米饭多，缓缓流淌在我沉重肉身里的是红薯的平凡，憨直，无机心。
后来，锅里终于有了纯粹的白米饭；再后来，白米饭上搁着各种各样的肉。红薯从饭桌上退下，安守于角落。有很长很长时间，我不愿想起它。（红薯现已不敢多吃，吃了泛酸，可见我的胃忘恩负义，它接受了精米细面的腐化，背叛了曾对它有恩的红薯，全然忘了我是被红薯喂养大的人。）可我知道，它一直在那，有一天它会穿过时间的黑暗，在秋日的阳光里，再一次穿越身体的黑暗，在我的身体上留下它的味道，青涩的，辛酸的，带着阳光的温暖。